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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冯家贵既是大垌屯—片区集群的第五“集长”，也是该集群的总集群长。“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又热心公益，所以群众基础非常好。”潘家强介绍，两年前，蒙山至金秀公路建设需征用村民土地，当时，征地款还没到位，但又要抢抓工期，他和冯家贵就逐个动员村民。经劝说，沿线村民在未拿到征地款的情况下提前签订征地协议，保证了公路建设的进度。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贾贝贝 崔道远）在自家安装监控设备记录大门进出信息，是否侵犯同院邻居的合法权益？同院邻居是否可要求拆除摄像头？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在同院居住的亲兄弟之间产生的纠纷，最终判决被告将监控摄像头拆除。王某甲与王某乙系亲兄弟，分别拥有密云区某村某院南房及北房，其中南房四间由王某甲居住使用，北房四间由王某乙所有，但其未在该房屋内居住。2021年，王某乙在北房房檐下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监控范围为该院内及王某甲所居住的南房屋，王某甲遂用塑料袋将摄像头进行遮盖。但该摄像头可上下左右360度旋转，王某乙亦可通过手机实时调整摄像头监控方向。为此，王某甲诉至法院要求王某乙将上述安装的摄像头移除。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现场勘察，在摄像头监控历史中未发现有王某甲及其家人的隐私画面。后经法院组织协调，王某乙又将摄像头移装在该院北房山后窗外，监控范围包含通向该院的胡同、大门外及树林等。王某甲要求对移装后的摄像头进行拆除，王某乙不同意拆除，称其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保障自身及家人必要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某乙安装的摄像头是否侵犯了王某甲的合法权益，应否拆除。根据查明的事实，某院南房四间现由王某甲居住使用，王某乙安装的涉案摄像头拍摄范围包括通向该院的胡同以及大门，王某甲及其家人出入院落皆暴露于王某乙的视野之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王某甲及其家人的日常活动及正常生活。王某乙出于个人利益，未经王某甲同意，摄录留存王某甲个人信息，其行为已构成侵权。涉案摄像头为旋转摄像头，无法通过调转和固定朝向等方式改变摄录范围以避免侵害王某甲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王某乙将其安装于北房山后窗外的监控摄像头拆除。法官表示，公民的隐私权应受到法律保护。现实生活中，出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考虑，有些人会在自家门外安装监控设施，该监控设施往往能够同时监控公共场所和他人所必经通道，此时，无论安装者是否有侵犯他人隐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可能会对对方不愿为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进行记录和存储，造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因此，为了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在可能涉及他人隐私的区域安装监控设施时，应事先与邻居充分协商，选择合理的安装方式和安装位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一起留学服务纠纷案。据悉，大四学生赵某在李某处上雅思课，学费20000元，二人口头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留学中介服务。后因对李某中介服务不满意，赵某要求终止双方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双方就退费金额多次协商未果，赵某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李某退还赵某部分课时费16000元，留学中介费8000元。因对留学服务不满要求对方退还费用，获法院支持新京报记者获悉，该案中，大四学生赵某决定在毕业后出国留学，通过朋友介绍，与李某互加微信好友，就雅思辅导相关问题进行沟通。试听过后，赵某对李某的上课方式以及教学内容较为满意。此后，双方就雅思辅导课程的课程内容以及收费标准进行商定，最终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雅思考试写作和口语部分线上辅导课程，20节课，共计20000元。在李某为赵某上过4节辅导课后，李某表示其可以为赵某出国留学提供留学中介服务，申请6所学校，且费用比一般中介服务机构更低。基于对李某的信任，赵某和李某口头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留学中介服务，费用为15000元。此后，赵某因对李某提供的留学服务不满，要求与李某终止双方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双方就退费金额多次协商未果。 庭审中，李某辩称其为赵某提供雅思辅导以及留学中介服务之前，双方已经约定，因为个人原因没有上课，课时费只能按照行业惯例在剩余课时的基础上退一半，且当时按照20节课的收费标准收取的费用，如果现在退费，应按单节课收费1600元的标准计算。关于中介服务费，其为赵某提供的留学中介服务分为前期帮助择校、中期撰写文书、后期申请指导，三个板块共计15000元，其已经提供了前期择校以及中期撰写文书的服务，因此只能退款5000元。法院审理后确认，双方通过微信就课程内容、收费标准等进行了约定，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李某应向赵某提供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赵某应向李某支付相应的报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李某应退还赵某未发生的课时费用，截至起诉时，赵某剩余16节雅思课没有上。因双方仅对课程费用总额进行了确认，而未对退费标准进行明确约定，亦未就退费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对于李某按照行业标准退还一半课时费或按单次课程1600元进行收费的主张法院未予支持。而在双方未就留学中介服务的内容、项目、收退费标准、时间节点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鉴于李某确为赵某提供了部分留学中介服务，参考行业惯例及案件实际情况，法院酌定李某退还赵某部分课时费16000元，留学中介费8000元。法官提示：要留意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认证法官表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没有规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可以通过口头形式建立合同关系。但是要说明的是，即便认定事实合同关系成立，事实合同本身存在很大的风险，在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履行期限、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问题时，口头约定很难达到书面合同那种严谨明确的程度，往往约定模糊甚至没有约定，进而出现发生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当事人自己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在达成服务意向之初，当事人便应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意识，前期多对可能存在的争议点进行考虑，双方沟通确认纳入书面合同。如已经开始履行义务，也要固定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及时补签书面合同，将口头约定落到书面中。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后，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本案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提供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一方支付报酬。合同解除后，未提供的服务不再提供，未发生的费用也应相应退还。基于前期事实合同约定不够明确，也要综合考虑双方举证情况、行业惯例确定具体应退还的费用。法官提示，在选择语言培训以及留学中介服务时，要多方对比，留意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认证并核对其核心资质。此外，双方还应签订书面合同，对一些涉及双方重要权利义务的合同条款要清楚地列入合同，以便出现纠纷时，依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