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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至7月，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某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方某君，安排兆某公司高管郁某坤、张某伟以兆某公司名义与云某公司员工于某、孟某和姜某鹏相继建立联系，以现金和高福利待遇利诱于某、孟某和姜某鹏，非法获取云某公司非晶带材生产线核心设备喷包车、结晶器、结晶器修磨机构相关技术秘密。兆某公司设立浙江中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拟以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搭建“兆某二期”新生产线。后方某君安排郁某坤、姜某鹏以中某公司名义订购相关涉密设备，安排于某等人从云某公司挖走10余名操作工人，搭建与云某公司相同的新型非晶带材生产线。该生产线试运转2个月后案发，产出的产品尚未流入市场。
2017年6月2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以下简称即墨公安分局）接权利人报案后，对云某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姜某鹏、张某伟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11月28日被抓获归案，于某于2017年9月11日主动投案；经检察机关追诉，孟某、郁某坤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2020年4月29日主动投案，方某君于2020年4月22日被抓获归案。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即墨区检察院）应邀就商业秘密认定及损失数额等问题与公安机关进行会商。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窃取商业秘密后搭建了同类生产线，但产出的产品尚未流入市场，检察机关建议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本案的损失数额。同时针对侵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君拒不认罪的情况，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全面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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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