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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4月25日，朝阳法院召开“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审判白皮书”新闻通报会，发布相关惩罚性赔偿案件审理情况、常见问题、举证指引、审判理念等主要内容。新京报记者获悉，近五年来，朝阳法院辖区内案件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最终适用惩罚性赔偿支持权利人请求的案件数量均逐年攀升，并呈快速上升态势。新闻通报会现场。 图源：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董欣介绍，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主要聚焦在商标侵权及著作权侵权领域，占比分别为48%、43%；所涉行业以出版传媒行业居首，占比39%，也涉及箱包服饰、文体娱乐行业、食品药品、化工制造行业等。基于朝阳区特殊的区位优势，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占比超30%。董欣表示，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最终判赔数额是一般损害赔偿案件的3至5倍，体现出朝阳法院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对故意、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数额，达到了对侵权人的惩罚效果，以及对潜在侵权人实施相同或类似不法行为的威慑效果。知产庭副庭长谭雅文介绍，实践中，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独立性、法定性认识不足，进而因启动要件不符合要求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适用或陷入举证困境。如在某时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原告虽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在经法院释明后仍未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基数确定方法及计算方式、倍数等，终导致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还有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功能性理解不足，导致主张有误。如某品牌饮料商标侵权案中，原告虽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对其诉请赔偿总额中的补偿性赔偿部分与惩罚性赔偿部分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在明确基数、倍数时均请求错误。针对上述问题，知产庭庭长罗曼通报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举证指引。指引通过将司法实践中典型的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予以类型化划分，围绕“侵权故意要件、情节严重要件、赔偿基数与倍数”等审查要点，进一步释明当事人举证要求，厘清裁判思路。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黎表示，朝阳法院在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依法适用，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立足产业规律，优化赔偿激励效能”“强化诉讼指引，着力完善精细化审理”“平衡各方利益，确保赔偿准确到位”“加强文书说理，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充分发挥制度效用。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2020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公安局以叶某敏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0月21日向乌审旗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乌审旗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4日将案件报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正确区分独立商品和商品的组成部分。经审查，确认叶某敏自行配置配电箱（柜），并将采购的正品元器件组装入箱（柜）内，然后将组装好的配电箱（柜）对外销售，应当将箱（柜）体与元器件视为一个整体商品；二是准确认定本案并非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应当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使用”等构成要件。经审查，叶某敏虽以公司名义签订销售合同，但是其均以个人名义组织实施伪造商标标识、安装标识铭牌、组装配电箱（柜）、安装维修商品等犯罪行为，上述犯罪活动未经公司同意亦不能体现单位意志，且叶某敏指定其个人账户收取货款，违法所得并未归单位所有使用，因此检察机关认定本案不构成单位犯罪。
针对侵权易发多发问题，方案提出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对故意或重复侵犯专利权，拒不履行生效行政裁决等行为的，依法引入联合惩戒、信用监管等措施。针对维权周期长问题，方案从司法保护的角度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建设，从行政保护的角度提出加强快速维权保护机制建设，在缩短知识产权授权周期的同时，开展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发挥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的重要作用，提高纠纷解决效率。针对维权成本高问题，强化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同联动，探索依当事人申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公益性维权援助，降低维权成本。针对侵权赔偿低问题，深化国家层面上诉审理机制，全面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侵权“数额计算”等裁判标准。针对举证难问题，完善侵权损害赔偿的证据规则，加强技术调查人才培养，在知识产权行政裁决、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案件处理中引入技术调查官。
（一）依法履职，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的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非诉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确定的义务，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受理、审查作出裁定准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从而使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内容得以实现的制度。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和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