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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床围通常会将床铺围得严严实实，导致空气流通不畅，容易滋生细菌、螨虫等有害物质，对学生的呼吸系统和皮肤健康构成威胁。尤其是在冬季或夏季使用暖气或空调时，床围可能阻碍冷热空气的均匀分布，导致宿舍内温度不均。挂上床围后，宿舍内的通风和采光都会受到影响。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还可能引发心理压抑。若床围的材质和设计不符合安全标准，还可能存在勒颈、窒息等风险，尤其对于睡眠中的学生来说，这些风险不容小觑。
卓资县北京朝阳中学由北京市朝阳区和内蒙古卓资县对口建立。“建校三年来，在北京支教团队的引领下，学校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从‘1.0版输血式’到‘2.0版造血式’再到现在的‘3.0版可持续式’转变，老师们从根本上转变了教育理念、更新了教学方式，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刘振世说。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一起留学服务纠纷案。据悉，大四学生赵某在李某处上雅思课，学费20000元，二人口头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留学中介服务。后因对李某中介服务不满意，赵某要求终止双方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双方就退费金额多次协商未果，赵某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李某退还赵某部分课时费16000元，留学中介费8000元。因对留学服务不满要求对方退还费用，获法院支持新京报记者获悉，该案中，大四学生赵某决定在毕业后出国留学，通过朋友介绍，与李某互加微信好友，就雅思辅导相关问题进行沟通。试听过后，赵某对李某的上课方式以及教学内容较为满意。此后，双方就雅思辅导课程的课程内容以及收费标准进行商定，最终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雅思考试写作和口语部分线上辅导课程，20节课，共计20000元。在李某为赵某上过4节辅导课后，李某表示其可以为赵某出国留学提供留学中介服务，申请6所学校，且费用比一般中介服务机构更低。基于对李某的信任，赵某和李某口头约定由李某为赵某提供留学中介服务，费用为15000元。此后，赵某因对李某提供的留学服务不满，要求与李某终止双方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双方就退费金额多次协商未果。 庭审中，李某辩称其为赵某提供雅思辅导以及留学中介服务之前，双方已经约定，因为个人原因没有上课，课时费只能按照行业惯例在剩余课时的基础上退一半，且当时按照20节课的收费标准收取的费用，如果现在退费，应按单节课收费1600元的标准计算。关于中介服务费，其为赵某提供的留学中介服务分为前期帮助择校、中期撰写文书、后期申请指导，三个板块共计15000元，其已经提供了前期择校以及中期撰写文书的服务，因此只能退款5000元。法院审理后确认，双方通过微信就课程内容、收费标准等进行了约定，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李某应向赵某提供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赵某应向李某支付相应的报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李某应退还赵某未发生的课时费用，截至起诉时，赵某剩余16节雅思课没有上。因双方仅对课程费用总额进行了确认，而未对退费标准进行明确约定，亦未就退费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对于李某按照行业标准退还一半课时费或按单次课程1600元进行收费的主张法院未予支持。而在双方未就留学中介服务的内容、项目、收退费标准、时间节点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鉴于李某确为赵某提供了部分留学中介服务，参考行业惯例及案件实际情况，法院酌定李某退还赵某部分课时费16000元，留学中介费8000元。法官提示：要留意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认证法官表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没有规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可以通过口头形式建立合同关系。但是要说明的是，即便认定事实合同关系成立，事实合同本身存在很大的风险，在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履行期限、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问题时，口头约定很难达到书面合同那种严谨明确的程度，往往约定模糊甚至没有约定，进而出现发生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当事人自己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在达成服务意向之初，当事人便应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意识，前期多对可能存在的争议点进行考虑，双方沟通确认纳入书面合同。如已经开始履行义务，也要固定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及时补签书面合同，将口头约定落到书面中。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后，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本案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提供课程培训及留学中介服务，一方支付报酬。合同解除后，未提供的服务不再提供，未发生的费用也应相应退还。基于前期事实合同约定不够明确，也要综合考虑双方举证情况、行业惯例确定具体应退还的费用。法官提示，在选择语言培训以及留学中介服务时，要多方对比，留意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认证并核对其核心资质。此外，双方还应签订书面合同，对一些涉及双方重要权利义务的合同条款要清楚地列入合同，以便出现纠纷时，依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