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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侵权易发多发问题，方案提出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对故意或重复侵犯专利权，拒不履行生效行政裁决等行为的，依法引入联合惩戒、信用监管等措施。针对维权周期长问题，方案从司法保护的角度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建设，从行政保护的角度提出加强快速维权保护机制建设，在缩短知识产权授权周期的同时，开展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发挥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的重要作用，提高纠纷解决效率。针对维权成本高问题，强化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同联动，探索依当事人申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公益性维权援助，降低维权成本。针对侵权赔偿低问题，深化国家层面上诉审理机制，全面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侵权“数额计算”等裁判标准。针对举证难问题，完善侵权损害赔偿的证据规则，加强技术调查人才培养，在知识产权行政裁决、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案件处理中引入技术调查官。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
2020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公安局以叶某敏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0月21日向乌审旗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乌审旗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4日将案件报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正确区分独立商品和商品的组成部分。经审查，确认叶某敏自行配置配电箱（柜），并将采购的正品元器件组装入箱（柜）内，然后将组装好的配电箱（柜）对外销售，应当将箱（柜）体与元器件视为一个整体商品；二是准确认定本案并非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应当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使用”等构成要件。经审查，叶某敏虽以公司名义签订销售合同，但是其均以个人名义组织实施伪造商标标识、安装标识铭牌、组装配电箱（柜）、安装维修商品等犯罪行为，上述犯罪活动未经公司同意亦不能体现单位意志，且叶某敏指定其个人账户收取货款，违法所得并未归单位所有使用，因此检察机关认定本案不构成单位犯罪。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