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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以刘女士为代表的许多“打工人”，想在工作中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仙待遇”。下班后不受打扰、节假日正常休息，只不过是每个执行固定工时制的劳动者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实践中，不乏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想方设法榨取员工的劳力。如果这些员工在就业大环境中处于“被挑选”的弱势地位，往往只能被迫就范。试图反抗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和刘女士一样。对此，社会决不能以“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听之任之，而应认识到这种公司“操作”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从本质上看，随着时代进步，杜绝随意加班，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也是使公众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的必然要求。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保护不够的问题，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涉少刑事案件，根源无不在于家庭、在于学校、在于社会，初期多以涉少民事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孩子失去父亲、母亲，成为单亲家庭或者孤儿，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或者成为困境儿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做好心理评估干预、加强司法救助等工作；变更抚养纠纷往往伴随探视的不顺畅，甚至出现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会导致对孩子的二次伤害，要加强社会调查、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比如，在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家事案件中，父母双方离婚，抚养孩子的一方因工作原因，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带孩子迁居至外埠生活，双方矛盾激烈，就孩子抚养问题诉至法院。法院没有轻易下裁判，而是多方做工作，最终促成最有利于孩子的方案：双方分段共同抚养、共尽义务、共担探视成本、递进抚养费用，一揽子解决了异地抚养等问题，不仅化解了父母矛盾，更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了条件；离婚案件往往伴随激烈的家庭矛盾，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对父母双方开展家庭教育，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协调学校关注孩子的成长，等等。为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2023年5月，最高法院党组经认真研究，决定将研究室、刑一庭、民一庭共同组成、分工负责的最高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整合为“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依托民一庭开展工作，统一负责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目的就是要实现涉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审判人员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要同时关注民事、行政权益维护、刑事犯罪预防和惩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等。“三审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面保护、及时保护，做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通过“穿透式”审判，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和线索，及时解决甚至一揽子解决问题，避免问题拖大，努力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伤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可有效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端，有利于对案件的全面把握和公正处理。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当事人要进行提示，提示他们要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要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产等事宜；同时提示当事人如果不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不履行监护责任可能带来的后果。目的就是想通过司法保护助推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敦促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将父母离婚对子女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防止未成年人因缺失父母关爱而违法犯罪，将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在人民法院设立少年家事审判机构，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助推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有机融合，这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制度建设，十分必要、重在推动落实。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防止事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早日通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