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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以刘女士为代表的许多“打工人”,想在工作中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仙待遇”。下班后不受打扰、节假日正常休息,只不过是每个执行固定工时制的劳动者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实践中,不乏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想方设法榨取员工的劳力。如果这些员工在就业大环境中处于“被挑选”的弱势地位,往往只能被迫就范。试图反抗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和刘女士一样。对此,社会决不能以“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听之任之,而应认识到这种公司“操作”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从本质上看,随着时代进步,杜绝随意加班,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也是使公众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的必然要求。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保护不够的问题,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涉少刑事案件,根源无不在于家庭、在于学校、在于社会,初期多以涉少民事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孩子失去父亲、母亲,成为单亲家庭或者孤儿,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或者成为困境儿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做好心理评估干预、加强司法救助等工作;变更抚养纠纷往往伴随探视的不顺畅,甚至出现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会导致对孩子的二次伤害,要加强社会调查、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比如,在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家事案件中,父母双方离婚,抚养孩子的一方因工作原因,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带孩子迁居至外埠生活,双方矛盾激烈,就孩子抚养问题诉至法院。法院没有轻易下裁判,而是多方做工作,最终促成最有利于孩子的方案:双方分段共同抚养、共尽义务、共担探视成本、递进抚养费用,一揽子解决了异地抚养等问题,不仅化解了父母矛盾,更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了条件;离婚案件往往伴随激烈的家庭矛盾,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对父母双方开展家庭教育,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协调学校关注孩子的成长,等等。为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2023年5月,最高法院党组经认真研究,决定将研究室、刑一庭、民一庭共同组成、分工负责的最高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整合为“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依托民一庭开展工作,统一负责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目的就是要实现涉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审判人员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要同时关注民事、行政权益维护、刑事犯罪预防和惩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等。“三审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面保护、及时保护,做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通过“穿透式”审判,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和线索,及时解决甚至一揽子解决问题,避免问题拖大,努力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伤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可有效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端,有利于对案件的全面把握和公正处理。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当事人要进行提示,提示他们要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要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产等事宜;同时提示当事人如果不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不履行监护责任可能带来的后果。目的就是想通过司法保护助推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敦促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将父母离婚对子女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防止未成年人因缺失父母关爱而违法犯罪,将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在人民法院设立少年家事审判机构,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助推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有机融合,这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制度建设,十分必要、重在推动落实。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防止事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早日通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