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

      （一）依法履职，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的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非诉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确定的义务，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受理、审查作出裁定准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从而使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内容得以实现的制度。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和依法行政。纬来体育nba

      （二）能动履职，强化对司法和行政的同步监督。检察机关在监督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时，应同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法申请的情形。对于不符合法定强制执行申请条件但被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且该结果归因于行政机关的申请行为和法院的审查行为，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检察机关应强化同步监督作用。一方面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法院撤销不合法的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维护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以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申请行为，查找分析产生违法申请行为的根源和制度漏洞，健全工作机制，推动行政检察由个案监督到类案治理。纬来体育nba

      为救助帮扶陷于心理困境的未成年受害人，辉南县人民法院与多部门联合制定了工作制度，与县妇女联合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与县人民检察院、县教育局联合会签了《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积极建立多机关联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协作机制。同时，协调专业机构，为未成年受害人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小丹（化名）就是受益者。纬来体育nba（撰稿：章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