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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有网友在使用某词典APP时注意到，登录界面下的《隐私政策》处为默认勾选为“同意”，若取消勾选、拒绝APP处理其个人信息则APP会自动退出。当网友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想停用该APP时，发现其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因此将APP运营者诉至法院。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该案，认定涉案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词典APP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某科技公司是一款宣称“玩梗达人必备网络流行语”词典APP的开发运营者。张女士为了更贴近年轻人生活，了解更多的网络流行语，下载了该APP。下载完成后，张女士发现注册该APP时无需用户点击同意，系统会自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选项，且《隐私政策》中显示，一旦注册完成，APP将会自动收集用户的设备信息、地理位置、用户行为等信息。若用户取消勾选，就无法完成注册，也无法使用该词典APP。张女士只能按照要求，填写手机号并同意了《隐私政策》完成了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张女士想停用涉案APP，但因APP一直收集自己的个人信息，张女士便想撤回允许该APP处理其信息的同意，但是却发现APP并未提供撤回同意的途径。气愤之下，张女士将科技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科技公司停止收集并删除已经收集的她的个人信息，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公证费、律师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涉案APP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APP的名称、官方描述、应用市场的描述等均指向流行语词典功能，因此涉案APP的属性应为实用工具类APP，基本业务是词汇查询。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的规定，“实用工具”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为“日历、天气、词典翻译、计算器、遥控器、手电筒、指南针、时钟闹钟、文件传输、文件管理、壁纸铃声、截图录屏、录音、文档处理、智能家居助手、星座性格测试等”，无须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因此该词典APP要求先收集个人信息才提供服务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涉案APP的《隐私政策》被默认勾选“同意”，并未让张女士主动自愿作出同意的选择，不符合“自愿”“明确”的要求，已经违法。对于张女士关于涉案APP未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的主张，法院认为，因《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而该APP并未提供，因此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最终，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涉案词典APP的运营公司被判删除收集的张女士个人信息，并向张女士赔礼道歉、赔偿其合理开支3080元。法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当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时，被侵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有关人格权的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官提示，对于用户而言，在注册APP时，应当养成浏览用户协议、隐私保护协议的习惯，重点关注协议中加粗加黑的内容，了解APP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当发现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的情形时，可以通过投诉、举报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集处理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应强迫用户授权，或者以默认授权、捆绑服务、强制停止使用等不正当手段变相诱导、强迫用户提供个人信息，且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型应与现实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有直接关联，实现功能的目的与信息收集的范围成合理比例。同时，信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活动中，应依法获取用户授权，并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用户权益，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
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过孟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浙江检察机关在依法运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通过综合运用刑事诉前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探索建立了调诉结合的综合保护机制，为权利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具体做法：一是全面了解侵权人的赔偿能力；二是探索确定合理赔偿金额；三是创新出台赔偿保证金提存机制；四是依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五是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组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