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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4月25日，朝阳法院召开“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审判白皮书”新闻通报会，发布相关惩罚性赔偿案件审理情况、常见问题、举证指引、审判理念等主要内容。新京报记者获悉，近五年来，朝阳法院辖区内案件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最终适用惩罚性赔偿支持权利人请求的案件数量均逐年攀升，并呈快速上升态势。新闻通报会现场。 图源：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董欣介绍，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主要聚焦在商标侵权及著作权侵权领域，占比分别为48%、43%；所涉行业以出版传媒行业居首，占比39%，也涉及箱包服饰、文体娱乐行业、食品药品、化工制造行业等。基于朝阳区特殊的区位优势，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占比超30%。董欣表示，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最终判赔数额是一般损害赔偿案件的3至5倍，体现出朝阳法院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对故意、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数额，达到了对侵权人的惩罚效果，以及对潜在侵权人实施相同或类似不法行为的威慑效果。知产庭副庭长谭雅文介绍，实践中，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独立性、法定性认识不足，进而因启动要件不符合要求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适用或陷入举证困境。如在某时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原告虽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在经法院释明后仍未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基数确定方法及计算方式、倍数等，终导致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还有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功能性理解不足，导致主张有误。如某品牌饮料商标侵权案中，原告虽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对其诉请赔偿总额中的补偿性赔偿部分与惩罚性赔偿部分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在明确基数、倍数时均请求错误。针对上述问题，知产庭庭长罗曼通报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举证指引。指引通过将司法实践中典型的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予以类型化划分，围绕“侵权故意要件、情节严重要件、赔偿基数与倍数”等审查要点，进一步释明当事人举证要求，厘清裁判思路。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黎表示，朝阳法院在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依法适用，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立足产业规律，优化赔偿激励效能”“强化诉讼指引，着力完善精细化审理”“平衡各方利益，确保赔偿准确到位”“加强文书说理，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充分发挥制度效用。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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