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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指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新兴大国地位和实力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加速显现。这些客观因素加速了发展潜力、资源、机遇等的重新分配，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公平正义。而抱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与此背道而驰，企图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和颠覆公认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双方强调，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系列全球倡议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双方反对个别国家将外空用于武装对抗的企图，反对开展旨在取得军事优势和将外空界定并用于“作战疆域”的安全政策和活动。双方主张在中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基础上，尽快启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谈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外空武器化及防止对外空物体或借助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根本和可靠的保障。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各国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提高各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双方赞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国际倡议/政治承诺。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退休后还能有机会参与法治建设，是弥足珍贵的工作机遇，感谢组织信任，坚决完成好任务”“这两年法院发展变化很大，虽然退休不久，但已经有很多新东西要学，一定会摆正心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看到过去的年轻法官一步步成长，很欣慰，我将尽我所能做好传帮带”“我这性格就愿意干调解，这专业和这岁数，干起调解来估计还更容易让人信服，能帮着化解纠纷，自己也高兴”“退休之后又在巡回法庭工作三个月，从另一个角度看法院工作，发现还是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座谈会上，地方法院退休领导干部代表廖迪文、彭世理、壮晓阳、程凤义、昝春芳、黄祥青、徐清宇、曲海滨、宋炉安、杨锐、范晓明、张镇勇、任立群、丽捍和最高法机关退休干部代表薛淑兰、赵晋江发言，表达再次有机会参与法院工作的激动心情，畅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法治建设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