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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的居民委员会用人单位主体资格问题关乎众多劳动者的利益。实践中，对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否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存在法律适用分歧，导致许多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平等保护，一些地区社保部门也拒绝此类组织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本案通过提级审理，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属性，在于强调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不意味着其不能参与私法活动，因此认定居民委员会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可以对劳动者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解决同类案件法律适用分歧、平等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一审判决生效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案被采纳为四川法院参考性案例，裁判规则纳入审判业务指导文件，实现“提审一件、指导一片”的良好效果。
首先是把基层化解矛盾的“压舱石”建得更牢靠、更完善。众所周知，青海在全国率先推行“五中心合一”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模式，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407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并实体化运行，覆盖率达到100%。这样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基层矛盾不上交。同时，乡镇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覆盖率达到100%，超额完成中央信访联席办要求的“乡镇覆盖率达到80%”的目标任务。再加上社区调解、村社治理的不断完善，很多问题在“萌芽”和“底部”被消化掉。
一是通过提级管辖促推诉源治理。通过提级管辖纠纷多发、易发领域的典型案件，由较高层级法院作出高质量、权威性、示范性的裁判，可以引导当事人作出理性选择，促进批量纠纷系统化解。例如，案例1“沈某诉重庆市万州区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明确了在培训机构“机构停业、人员失联、一关了之”情况下教育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稳妥、高效解决了70多件关联系列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