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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准确把握涉黑恶组织的证据要求。本案因涉及“拆迁”领域，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且有涉黑嫌疑，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派办案组提前介入，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标准，提出针对性引导取证意见，侦诉合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重点审查：一是组织稳定性和严密性是否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性特征的认定标准。经审查，李某梅犯罪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外，组织成员多为社会混混、痞子，实施违法犯罪时一般都是李某梅临时开会分配任务，召集骨干人员临时纠集人员参与，部分参与人员系被临时雇佣，并未与李某梅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该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无约定俗成的规约、帮规。如在集团实施犯罪过程中，允许骨干成员根据个人时间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有的骨干成员（如常某仲）经常单独自行或纠集其他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李某梅等人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是否用于豢养组织成员。证据显示，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采取“坐地分赃”方式进行分配，且主要用于个人生活支出，较少用于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三是暴力性是否达到控制威慑一方的程度。李某梅等人主要实施的是停水停电、砸楼道玻璃、制造噪音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仅有两起体现出了暴力性，并造成两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同时，本案被侵犯的对象多为拆迁范围内的少数拆迁户，相对特定，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3项罪名，系根据强拆对象身份等不同情况而采用的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四是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李某梅犯罪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集中在少数政府工程且为特定的拆迁辖区，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牵涉承揽工程之外的其他领域，侵犯的主要是在政府拆迁工程中对于政府的拆迁政策不认可、拒绝搬迁的拆迁户，并未影响除拆迁户之外的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但未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综上，检察机关认为，该组织成员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达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且具有犯罪集团特征，但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为坐大成势、称霸一方，该组织惯于“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周甲先后于2015年8月和2018年10月成立长沙某环保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和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公司形式管理组织成员，将相关组织成员“变身”为公司股东、高管或安排在公司任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管控组织成员和分配红利、支付薪酬，并为受到打击处理的组织成员“接风洗尘”“红包慰问”，形成了听从指挥、随叫随到、有事汇报、出事由组织“摆平”等行事惯例。为把控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业务，该组织以环保物流、渣土运输等公司为幌子实施犯罪攫取“黑财”，仅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就高达3000余万元、违法所得590余万元；案发后，扣押涉案车辆11辆，查封房屋26套，冻结银行账户46个、账户金额共计1750余万元，冻结股权价值1150万元。
（二）依法认定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做到罚当其罪。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为维系运转、豢养成员，需要不断承揽工程建设项目，以攫取源源不断的非法经济利益，达到“以商养黑”目的。一旦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无法承揽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借助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揽。根据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的立案标准，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属于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本案中，该组织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实施强迫交易6次，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已达到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存有疑问。现有司法解释暂未明确强迫交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司法办案中对此也认识不一。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认定强迫交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应结合强迫交易次数、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数额、作案手段、持续时间，特别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整体评价。办案中，重点审查：一是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是能够直观评价其行为严重程度的要素，如个别省份根据实践总结明确了以“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10倍以上或者强迫交易10次以上作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二是犯罪手段恶劣程度。重点审查在强迫交易过程中是否直接使用了暴力、是否导致他人受伤、是否组织多人实施以及是否长期对他人实施暴力、威胁等。三是破坏市场秩序程度。强迫交易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是否控制当地行业市场或者对市场氛围有重大影响，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经审查，本案中，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及违法所得数额超“情节严重”标准1000倍以上；在相关项目土石方工程中，通过发放“出场费”，煽动当地几十名村民到现场阻工闹事，堵门阻工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致使工程项目进度严重拖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大；实施的6次强迫交易犯罪时间跨度长达5年，范围涉及洋湖街道多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造成当地土方工程没有该组织同意或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或个人也不敢承揽的非法控制局面。其涉案金额大、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有关“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