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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禁言、封号之后，公众还想追问的是：“王红权星”之流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夸张的表演背后是否有组织和策划团队？炫富视频的拍摄门槛和运营成本不高，又比较容易模仿和批量生产，很难让人相信背后没有利益链条。对于“王红权星”们，一禁了之还不够，更要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公众认清这一群体的真面目。此前的类似案例通报也说明，唯有权威、详细、到位的调查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让公众更深刻地认识到铁腕治理背后的意义。
据夏女士介绍，4月30日，她们一家人和朋友相约驾车去成都东部新区丹景街道花苞村露营基地露营。到达营地的时候，就向管理方缴纳了停车费和管理费，总共30元钱。夏女士介绍，营地临水库，晚上夏女士带孩子先回到帐篷休息。11点左右，她突然听到有人呼叫她丈夫的名字，她跑出帐篷查看，“他们说我老公在水里”。夏女士连忙呼救，并报警。附近农家乐老板闻讯后，穿上救生衣下水救援，但没有找到她丈夫。直到5月1日凌晨4点过，救援人员才在水里将其丈夫找到，但早已没了生命体征。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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