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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履职，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的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非诉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确定的义务，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受理、审查作出裁定准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从而使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内容得以实现的制度。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和依法行政。
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4月25日，朝阳法院召开“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审判白皮书”新闻通报会，发布相关惩罚性赔偿案件审理情况、常见问题、举证指引、审判理念等主要内容。新京报记者获悉，近五年来，朝阳法院辖区内案件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最终适用惩罚性赔偿支持权利人请求的案件数量均逐年攀升，并呈快速上升态势。新闻通报会现场。 图源：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董欣介绍，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主要聚焦在商标侵权及著作权侵权领域，占比分别为48%、43%；所涉行业以出版传媒行业居首，占比39%，也涉及箱包服饰、文体娱乐行业、食品药品、化工制造行业等。基于朝阳区特殊的区位优势，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占比超30%。董欣表示，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最终判赔数额是一般损害赔偿案件的3至5倍，体现出朝阳法院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对故意、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数额，达到了对侵权人的惩罚效果，以及对潜在侵权人实施相同或类似不法行为的威慑效果。知产庭副庭长谭雅文介绍，实践中，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独立性、法定性认识不足，进而因启动要件不符合要求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适用或陷入举证困境。如在某时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原告虽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在经法院释明后仍未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基数确定方法及计算方式、倍数等，终导致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还有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功能性理解不足，导致主张有误。如某品牌饮料商标侵权案中，原告虽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对其诉请赔偿总额中的补偿性赔偿部分与惩罚性赔偿部分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在明确基数、倍数时均请求错误。针对上述问题，知产庭庭长罗曼通报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举证指引。指引通过将司法实践中典型的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予以类型化划分，围绕“侵权故意要件、情节严重要件、赔偿基数与倍数”等审查要点，进一步释明当事人举证要求，厘清裁判思路。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黎表示，朝阳法院在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依法适用，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立足产业规律，优化赔偿激励效能”“强化诉讼指引，着力完善精细化审理”“平衡各方利益，确保赔偿准确到位”“加强文书说理，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充分发挥制度效用。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2. 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深入总结5年来贯彻落实的实践经验和成效启示，召开学习贯彻工作交流会。结合各部门实际，开展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发表5周年系列活动，开展学习贯彻情况“回头看”。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情况开展机关党建专项督查，推动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
2021年，村里把1400多亩山坡地流转给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由其建设罗文光伏电站。2023年年底，电站并网发电，预计年上网发电量可达9894.4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省2.77万吨标准煤消耗。“光伏板用来发电，光伏板下栽种巨菌草，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满足养殖需求，还能增加农户务工收入。”罗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福生表示。而这，只是云南全面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