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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陆续成立五华县某实业有限公司、五华县某建设有限公司等18家远信系公司，均由其家族成员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该组织成员大多在某酒吧担任内保或者在远信系其他公司任职，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该组织利用其非法影响力以及暴力威胁手段承揽工业园的厂房建设、土石方、混凝土、爆破等工程牟取暴利，并将所获经济利益用于组织成员福利、娱乐、购买作案工具等以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和扣押了涉案银行资金、保险理财产品等约1900万元，依法对116处不动产和166辆汽车、重型工程车等限制交易，对未结清工程款约1.79亿元进行截留。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会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王攀指出，“双减”工作三年来，北京市各区各校遵循“大减法、小加法”的思路，有效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激发学校育人活力，大力提升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水平，切实走在了科学提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三年来，北京市课后服务工作实现了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所有工作日、对所有有意愿的学生“三个全覆盖”。北京全市各校初步形成了课后服务的学校文化特色或课程活动特色，教育集团、学区有效统筹优质课后服务资源，积极吸纳校外资源支持课后服务工作，进一步丰富资源供给。
对于马某而言，与刘某建立遗赠扶养关系，是其自行为自己安排生前照顾和扶养的人，并处分其死后财产的一种方式，这种法律关系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超出马某当时的理解和认知范围。且马某所从事的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行为是双务法律行为，并非只是其单务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本身并未对马某具有不利性。故上海二中院确认《遗赠扶养协议》反映了马某与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他人权利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