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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钟表研究所所长。在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宫廷文物的保管、陈列和研究工作，主持故宫第一个分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展陈工作，主持赴香港、英国的清宫科学仪器、故宫藏钟表文物以及“有界之外：卡地亚-故宫博物院工艺与修复特展”等大型展览。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钟表史和宫廷钟表收藏史、宫廷帝后玺印、中西文化交流、乾隆时期的玉器史和宫廷生活方面。出版有《明清帝后玺印》《中国皇帝与洋人》《钟表的中国传奇》(法文版)《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等专著。
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紧跟时代。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中，两国率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机制性战略对话；率先开展航空、核能、第三方市场等合作；率先互设文化中心、互办文化年，为全球文明互鉴发挥引领作用。两国合作促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力推进全球气候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