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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若干措施》第2条确立了综合有关因素合理引导商事调解组织设立的原则，从三个方面加强组织建设：一是推动打造一批规模化、综合性的商事调解组织；二是推动打造一批在细分领域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商事调解组织；三是加强商事调解品牌建设，开展示范机构评选，支持商事调解组织申报“上海品牌”认证。“我们通过加强商事调解顶层设计，推动地方立法，完善相关制度，明确调解组织性质、运行机制、行业监管等事项，在鼓励调解组织市场化发展的同时，对其加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促进商事调解规范化有序发展。”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张祎说。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里达镇塘子村开展的一场“院坝协商”活动中，除20名代表外，近百名村民自发到现场参与，院坝里从最初的“宽松”成了现在的“拥挤”。腾冲市政协新建187个村级协商议事室，为“院坝协商”搭建更好平台。“‘院坝协商’强调的不仅是场所，更是要走进群众、平等协商，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杨桂红说，不只是协商议事室，院坝、凉亭、长廊、火塘等都能作为协商场所；涉及面较为广泛的事项，则选择集镇等场所。
“推行‘1+N’行动，贵州各地要抓紧健全完善队伍培养、加强合作、评价激励等配套制度机制；充分调动律师参与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积极性，加强在基层治理骨干中培养‘法律明白人’工作力度。同时，要更好发挥两支队伍在推动基层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下一步，贵州省司法厅将进一步推动‘1+N’行动走深走实，提升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合力，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不断夯实法治社会建设根基。”贵州省司法厅厅长余敏说。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