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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中美两国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更凸显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知名的美国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2019年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建立了首个海外超级工厂，占地达86万平方米，这也是中国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不仅在中国国内受到欢迎，还销往全球各地。对比来看，美国福特公司2023年2月宣布将与中国宁德时代在美合作建设动力电池工厂，以推动福特汽车的电动化转型，却遭到美国国会议员的百般刁难，目前项目落地还遥遥无期。他们阻挠的理由是这一合作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背后不过是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在作祟。
2017年11月至2021年8月，即墨公安分局先后以姜某鹏、于某、张某伟、孟某、郁某坤、方某君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即墨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开展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首先，全面审查案件，深挖背后主谋。公安机关最初仅对云某公司员工姜某鹏、于某、兆某公司员工张某伟进行侦查。经审查，云某公司技术人员孟某、兆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方某君、高管郁某坤均涉嫌犯罪，遂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侦查取证意见，后公安机关相继对三人依法立案侦查。其次，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追诉单位犯罪。公安机关将本案作为自然人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本案系兆某公司为获取公司利益组织实施，应追究兆某公司刑事责任，遂依法追加单位犯罪。二是准确认定权利人损失，确定犯罪数额。本案中，兆某公司非法获取云某公司的商业秘密，成功搭建与云某公司相同的生产线，但该生产线仅试运转2个月即案发，产品尚未流入市场，无销售数额，故无法以违法所得额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鉴于该商业秘密尚未因犯罪行为而被公众所知悉，未导致该商业秘密的价值彻底灭失，因此也不宜以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损失数额。经过综合研判，最终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本案的损失数额。经评估，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用为人民币1953万元。三是完善保密措施，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云某公司提出的涉案技术资料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泄露风险的顾虑，检察机关全面梳理可能的风险点，充分听取权利人的意见，在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确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证据范围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将涉案技术资料单独放置、单独管理，要求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协议；检察机关根据专家证人的需要，研究制定准确的证据目录，原则上只调取专业认定所需部分，最大限度防止权利人自主研发技术的“二次泄密”。四是制发检察建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检察机关先后两次实地走访调研，向权利企业送达检察建议，推动从制度上堵塞知识产权保护漏洞，云某公司针对性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涉密管理制度和保密教育机制。同时检察机关定期至企业进行普法宣讲，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