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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选择，是一个学者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体现。姚先生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应该是教学问题。因而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讲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约题讲座。
所有迹象都表明，尽管中国做好了准备，但并不想打仗，不想和任何人打。中国的一贯目标是继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中产阶层的大幅增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该群体数量从2000年的3910万增长到2018年的7.07亿――占世界中产阶层的50%以上，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几乎是澳大利亚的30倍。又比如中国在社会凝聚力、科学、工业、创新、贸易，以及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进步。同时，中国只用了美国军费的1/3，就能威慑美国及其盟友。
特园餐厅，是毛泽东第一次、第二次会见张澜的地方。历史的时钟回拨至1945年9月2日中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这次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宴会结束，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他写下“民主在望”四个字，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同志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在华北前线，与朱德、彭德怀同志等共同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他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领导恢复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1938年，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后，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1945年，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