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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
“以前办很多事，都要先到社区开证明。”江南社区党委书记保雪平在社区工作已有16年，感受很深刻，“很多事项都是重复证明，比如亲属关系证明，户口簿上已经注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派出所已经出具，社区还要盖章。还有一些证明，社区并不掌握情况，很难开具。”
“通过数字诊断，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还可根据实时‘体检’确定每台设备的使用寿命，既不带病上岗又挖掘潜力，实现全周期管理。”顾建伟介绍，自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来，“升级”了设备数据诊断师、设备数据分析师等数字岗位超100个、共500多人。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给付时间为烈士子女发放生活补助，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未予纠正的，应当依法监督。我国宪法对国家和社会抚恤烈士家属作了明确规定，国防法、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作了具体规定。给予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是落实我国抚恤优待制度的重要体现，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履行调查核实相对人情况、确定给付对象等职责，按照政策规定的给付起始时间和标准及时履行给付义务，不因相对人知悉政策、提出申请的时间有所区别。抚恤对象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机关拒绝给付或者不予答复的，该抚恤对象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抚恤对象因不了解有关规定，迟延提出行政给付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补发行政给付决定作出前抚恤对象应当享受的抚恤金待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错误确定给付起始时间的行为未予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