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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公众、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宋华琳回忆，自己刚上大学时，国内并没有体系化的药品法著作，基于研究兴趣他曾在图书馆里通读了几乎所有的药学刊物、报纸、论文等，还围绕1984年版《药品管理法》的每一条文，逐条评述，一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由此从药学转向药品法研究。此后，他又经由药品法面向行政法，在药品行政监管领域作出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
无边心事连广宇。我们法学学者虽然身在书斋，但应心怀天下，我们研究的问题不应该是虚无缥缈的伪问题，不应只注重理论上愉悦，却全然对现实无感。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应是立足我国实践的方案，而非实践中完全无法操作，过于理想、过于完美的方案。学术研究应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以观察到的法律实践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符合学术逻辑，符合体系化思维需要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
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