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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适用权利人损失计算方法认定具体数额。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情形较为复杂，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计算方法。检察机关深入研判，全面审查涉案商业秘密是否因犯罪行为而为公众所知悉、侵权人窃取的商业秘密是否投入生产、产品是否流入市场、有无销售数额等关键事实，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还有所谓的“第四代试管婴儿”，即卵细胞浆置换技术（Germinal Vesicle Transfer, GVT），属于改善卵子质量的一种技术。通过将高龄女性的老化卵子的卵细胞浆和年轻女性的进行置换，将高龄女性的卵细胞核放置在年轻卵子的卵细胞质中合成新的卵子，从而改善卵子质量和解决卵子老化问题，提高高龄女性的妊娠可能性。因为年轻卵子的细胞质里存在线粒体基因，也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因此也被称为三亲试管婴儿。但是四代试管婴儿技术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伦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并没有在临床上推广。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