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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指出，编制配置涉及教育、编办、财政、人社等多部门，各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逻辑难以统一，易引发控编与用编的冲突。编制管理更多遵循行政管理逻辑而非教育发展逻辑。自中央编办会同教育部、财政部制定教师编制标准，到省级编制部门会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再到县编办、财政局、教育局核定与分配教师编制，编制管理整个过程涉及十余个部门管理机构。在多部门博弈过程中，每个利益主体的应对行为，是其职责立场与自我利益在博弈与妥协中综合权衡的产物。多重制度逻辑下的编制配置难以形成以教育发展为目标的运行机制。
2021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市顺义区设立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成为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对德合作园区，并在机制模式、产业政策、配套环境、合作路径等方面形成创新引领，已集聚奔驰、宝马、博世、安联、威乐水泵等100余家德资及关联企业，投资总额达50亿欧元，产业规模达400亿元人民币。(完)
“研发在北京，成果转化来滨海新区，协同发展有了新样板。”科芯（天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东介绍，借助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平台，科芯公司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紧密结合，在全国投产了50余个智慧化农业种植生产基地。
第二，部门本位意识阻碍着编制跨部门流转。部分地区通过精简事业编制、建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统筹事业单位编制优先保障教育供给。但是，编制能够调配的前提是系统内编制结构“有余有缺”，在事业单位编制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想要通过余缺互补的方式调配教师难度较大。一些事业单位长期持有“编制为我所用，即为我所有”的态度，即使存有富余编制，许多部门也不愿意将这一部分编制用于统筹或借转至教育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