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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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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betx万博全站app遗赠扶养协议的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使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然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人和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该协议是一种赋予自然人对自己身前身后事进行意思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据法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效力。因此，一些人担心这种协议可能会被有心人利用，损害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故在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双方都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确保协议内容公正合理，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特别需要确保遗赠人即老人的真实意愿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