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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严惩治拆迁领域黑恶势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拆迁作为城市发展改旧建新的重要环节，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黑拆迁”的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参与，“不明身份社会人员”组成的犯罪集团进行助拆、逼签、暴力强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应当依法惩处。对笼络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拆迁领域中多次实施暴力或者“软暴力”强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违法犯罪活动，影响未拆迁居民正常生活，造成群众心理恐惧和恐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达到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标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依法区别处理涉黑组织开办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在组织开办的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组织的恶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规约有一定认知，多次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主要通过提供正常的劳务、投资等方式获取报酬，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或者情节轻微的人员，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层次分明，实行分层管理，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该组织“以商养黑”，将攫取的利益用于豢养组织成员，并为组织成员购买车辆、偿还赌债，为支持成员犯罪购买作案工具、提供逃匿经费、出资赔偿、摆平事端、提供治疗费用、安抚善后等，还组织成员聚会、娱乐、吸毒，通过安排组织成员承揽工程分配利益、笼络人心，并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以此维持组织的运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