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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曲敏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近些年，常有从事海外代购的货主与走私团伙牵扯不清。这些犯罪团伙利用便利的通关条件，雇佣“水客”频繁来往于口岸之间，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货主代购的货物或者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以穿戴、携带等方式走私入境，货物入境后再“变零为整”，交由境内货主进行分销或自用。通过走私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不仅团伙成员、“水客”构成走私犯罪，委托走私的货主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走私犯罪的共犯。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四起委托走私犯罪团伙运输海外奢侈品入境案件，涉案货主均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走私入境的货物。 图源：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为赚取高额收益，多人通过“水客”团伙走私入境、偷逃关税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刘某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海外代购生意。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将货物运送入境，需要缴纳相应的关税，这也会导致海外代购所具有的低价优势不复存在，其所能获得的代购利润也会被压缩。正为此事犯愁的刘某偶然得知某物流公司可以低价从香港将货物转运至内地，每件货物仅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带工费”。虽明知偷逃关税违法，但在走私带来的高额收益面前，刘某还是选择与该物流公司合作，通过“水客”将货物运送入境。截至被抓获，刘某共计偷逃税款19万余元。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被告人徐某、宋某与刘某情况相仿，同样是为了赚取高额的代购利润，他们将在海外购物平台购买的货物运至走私犯罪团伙在香港或澳门的揽货地址，再由走私犯罪团伙雇佣的“水客”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徐某共计偷逃税款31万余元，宋某共计偷逃税款29万余元。张某与上述三人不同，其走私货物并非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打版”（指将服装创意设计图转化为具体的样板）。张某为某服装厂老板，其经常在国外购买各式名牌服装回国“打版”，而后生产大牌同款服装进行销售。由于购物量较大，为了降低成本，张某也选择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所购买的商品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张某共计偷逃税款47万余元。涉案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之后，货主刘某、徐某、宋某、张某随即被查，并被提起公诉。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北京四中院先后对四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因四名被告人均存在故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的行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但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缴税款，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以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北京四中院分别判处刘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张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法官提示，代购或者是在境外购买商品回国自用、送人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是否违法取决于商品是否经过申报或者缴纳税款。上述案件被告人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货物走私入境，与走私犯罪团伙具有共同实施走私犯罪的意思联络，因此被以走私犯罪的共犯论处。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偷逃应缴税额不足十万元的，不代表不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出境的个人物品，海关会按照“自用、合理数量”的原则查验放行。一般来说，居民旅客（短期多次往返旅客除外）在境外获取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海关会予以免税放行，超出免税额规定范围需主动申报纳税。若未主动申报纳税，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三是坚持由表及里。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是抽丝剥茧、察微析疑的过程。特别是针对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相互交织的案件，必须由表及里，加强深层次、实质性监督。关于刑事与民事交叉案件，如果不能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就很难准确区分民事侵权、民事违约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很难甄别罪与非罪的界限。尹某等人承建某公司工程，后因该公司与银行存在借贷纠纷，法院依法对作为抵押物的涉案工程土地进行司法拍卖。尹某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覃某等合谋，以伪造工程资料、虚增工程造价等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优先受偿，获得判决支持。之后，涉案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覃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尹某等人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虚增工程款，并实施了阻止进场施工、聚集民工闹访等行为。这个案件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既有工程建设、借贷、抵押、执行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诈骗、寻衅滋事等刑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本来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检察机关受理被害方控告后，坚持“先刑后民”，准确认定实质法律关系是诈骗犯罪，依法立案监督，同时查明尹某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主要是防止把刑事犯罪当作民事纠纷处理，实践中还要防止把民事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重点加强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实质审查是否存在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情形，特别是要抓住跨区域违法抓人、违法“查扣冻”财产等典型，依法监督纠正不当行使公权力问题。
关于民事执行监督案件，基层民事检察部门通过法律监督推动解决“执行难”还存在很大空间。比如，林某借给郭某夫妇214万元，郭某夫妇到期未偿还。林某诉至法院，后经调解达成和解，但郭某夫妇仍未履行。此后，林某发现郭某夫妇有房产待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郭某夫妇隐藏、转移拆迁款，逃避执行。检察机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郭某夫妇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法院执行人员执行不力、怠于执行进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