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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与势。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期，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考察时意识到“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由此酝酿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后，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出发，着眼国内外形势变化，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
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
在北京展馆，观众可通过屏幕“畅游”于数字版《北京大运河揽胜图》中，一河两岸的新时代胜景一览无余；在四川展馆，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绽放在脚下，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黄金器物等文物在眼前漂浮，裸眼3D式展现着瑰丽灿烂的古蜀往事；在湖南展馆，《浯溪碑林》前人头攒动，通过高新技术，可以实现痕迹辨识度0.01毫米的高精度数字成像，湘江边历经风雨侵蚀的摩崖石刻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