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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时，我们也突出强调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就是说，要把握住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是发展。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
新兴知识分子又一次把国家失败归因于观念、文化，试图通过观念启蒙、全盘破坏传统文化解决国家根本问题。形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一方面是日本思想的支配，福泽谕吉等人把东亚各国的落后归咎于中国文化，又配合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持续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是美国思想的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易位美国，美式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大行其道，主张全盘美国化。
进一步优化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据介绍，我国建立了直保公司大灾风险准备金、再保险、地方政府支持等大灾应对机制。但部分直保公司规模较小、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地方有政府救助等应急机制，但还没有与保险形成优势互补。“保险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与应急管理机制相统筹，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也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风险分散机制。”董德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