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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民事纠纷案。该案中房屋出资人吕某声称“借名买房”，房屋登记在儿子朱某名下，婚后同意儿媳加名，儿子离婚后起诉对方要求变更涉案房屋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实际出资人吕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儿子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吕某相应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新京报记者获悉，该案中，吕某与朱某系母子关系，2012年8月，朱某跟开发商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吕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7年4月，涉案房屋登记在朱某一人名下。2014年2月，朱某与计某结婚，2018年4月，朱某与计某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并在2018年5月将涉案房屋由朱某单独所有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2022年10月，朱某与计某离婚。吕某持其与朱某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的《产权代持协议书》诉至法院，主张自己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儿子朱某只是代自己持有房屋所有权，要求朱某配合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将房屋产权变更至吕某名下，同时要求朱某承担因此需支出的税费和律师费。法院认为，本案中，基于父母子女关系，吕某在购买涉案房屋中出资以及前往售楼地址办理购买房屋手续，不能天然足以证明吕某系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在出资目的上，吕某与朱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仍不能排除赠与、借贷、投资等可能性。现吕某提出涉案房屋系由朱某代为持有，实质系主张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吕某欲否定不动产现有登记的推定效力，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法院亦应结合房屋出资、占有使用、证件持有等方面对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综合进行判断。法院表示，具体而言，首先，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于2012年8月即已认购，吕某与朱某签订的《产权代持协议书》落款日期亦显示为2012年8月，但自2014年2月朱某与计某结婚，直至2018年5月朱某与计某基于双方达成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将涉案房屋由朱某单独所有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吕某或朱某从未向计某披露过代持事宜，吕某在知晓房屋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后亦未提出异议或依法主张权利，反而作出“你们家那么看重房产证加名，你的名字已经加了，你们应该会好好过日子”的相应表述。其次，2014年5月，朱某与计某登记结婚后三个月，朱某与计某即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直至双方分居，吕某始终未对房屋进行实际控制，且房屋产权证在朱某手中持有。再次，涉案《产权代持协议书》载明涉案房屋地址与在先形成的《商品房认购书》不一致，反而与在后形成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相一致，吕某虽对此作出了解释，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此外，虽然《产权代持协议书》落款日期显示为2012年8月，但日常生活中亦存在落款日期倒签的情形，吕某未就其与朱某2012年就借名买房进行磋商以及达成协议的时间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根据在案证据，计某提供的反证及反驳意见实质上削弱了吕某提供本证的证明力，吕某就其主张的涉案房屋产权系由朱某代持的主张未被法院采信。在吕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涉案房屋已于2018年5月登记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计某取得部分房屋产权系基于朱某赠与的法律行为，现赠与行为已完成，吕某知情且在过户后作出认可现状的意思表示，故无论吕某是否与朱某存在产权代持、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均无权再要求计某将基于共同共有涉案房屋享有的利益予以返还，吕某相应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法官提示，在结两家之好时，如涉及父母为子女买房的情况，建议双方真诚对待彼此，将房产出资、产权登记事宜事先协商，明确父母出资的性质及房屋的产权归属，避免后续引发争执、产生诉端。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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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持台资企业发展方面，设立台商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由大陆台商自发募集，重点投资科技与消费行业，关注优质台资企业的投资项目。依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进一步服务台资企业。在福州、厦门、泉州实施对台跨境贸易便利政策，优质企业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对台服务贸易项目外汇支出，可事后核验税务备案表。同时，加大对台资农业企业金融服务支持，推动闽台共同开展标准共通合作，支持闽台航运船舶和企业发展等。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王一博 李红梅）4月28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召开“近三年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该院自2021年至2024年第一季度期间劳动争议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2020年9月19日，郑某经人介绍前往杨某负责的案涉工作室工作，工作内容主要为按摩。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没有考勤。工作地点位于某建筑第一分公司院内外侧楼二楼的工作室，郑某工作期间在此处临时居住。 案涉工作室205诊室内墙壁上悬挂有某健康服务公司营业执照，207理疗室内墙壁上悬挂有杨某中医针灸师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书原件、郑某中医针灸中级主治医师证书复印件。某健康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杨某，经营范围为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等。 郑某提交的与杨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显示：2021年4月至8月期间，杨某指示郑某向顾客提供按摩、推拿、理疗、激光针刀治疗等服务，杨某于8月19日前最后一次指派郑某向顾客提供按摩服务，在前述期间内杨某与郑某之间多次就工作安排、请假调休、工资支付、工资标准调整等事宜进行沟通，杨某多次向郑某转账支付工资。 2021年9月7日，郑某向延庆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郑某与某健康服务公司自2020年9月19日至2021年8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10月21日，延庆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郑某的请求。 郑某不服前述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诉至延庆法院。法院判决确认郑某与某健康服务公司自2020年9月19日至2021年8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某健康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解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开始“用工”。在本案中，郑某经人介绍与某健康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取得联系，入职由杨某负责、管理的案涉工作室工作，该工作室悬挂某健康服务公司营业执照。而且，经法院电话询问，另有工作人员王某某也称其入职某健康服务公司后办公地主要在案涉工作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管理人均为杨某。综上，足以表明该工作室确为某健康服务公司办公地。法院认定郑某与某健康服务公司之间曾经存在劳动关系。 另外，本案中，就郑某入职时间，双方均认可为2020年9月19日，某健康服务公司系于2020年9月16日成立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法院认定郑某入职时间为2020年9月19日。就郑某离职时间，某健康服务公司称，2021年3月开始郑某未再与杨某联系，案涉工作室工作也未再开展业务，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合郑某提交的证据和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郑某最后在岗时间为2021年8月26日。据此法院确认郑某与某健康服务公司自2020年9月19日至2021年8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