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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面审查卷宗的基础上，委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走访公安交通大队，与处理事故民警沟通交流等，并询问经营部用工者谢某。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当面听取李某意见，现场查看路况和环境。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认为：再审法院认定李某系下班途中受伤，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一，李某已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市人社局不予认定李某构成工伤，应当提供李某符合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再审法院认定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关于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法律原则。其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市人社局未尽到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依据公安交管部门事故证明，认定李某受伤害为单方事故，从而以不能认定为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其三，李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与外出工作具有高度关联性。李某因完成单位领导指派的工作任务造成工作时间和路线的改变，相比于一般正常工作时间给其带来更多不确定的风险，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李某返程回家途中存在从事与工作完全无关的个人活动，此种风险与外出工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风险的后果让李某承担有违公平合理原则。
当前，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公众、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宋华琳回忆，自己刚上大学时，国内并没有体系化的药品法著作，基于研究兴趣他曾在图书馆里通读了几乎所有的药学刊物、报纸、论文等，还围绕1984年版《药品管理法》的每一条文，逐条评述，一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由此从药学转向药品法研究。此后，他又经由药品法面向行政法，在药品行政监管领域作出探索。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孙璐怡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机关向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属于一种行政给付。行政给付都需要相关单位审批后，才开始发放。但是，也存在如养老保险金、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等特殊类型的行政给付，是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以相对人符合条件的时间作为发放起始点。也就是说，对于从符合条件到审批完成期间应当享受的给付待遇，相对人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补发，相关部门也应当依职权主动发放。
比如，《药品管理法》第3条规定了药品管理坚持风险管理的原则。药品审评中引入了风险/收益评价，在保障药品可及性和药品安全之间进行价值衡量。《药品管理法》第99条第2款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高风险的药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通过依法发布药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可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普遍关注，起到相应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