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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石中英进一步指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禁止性行为，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也都对这些禁止性行为说“不”，但是显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禁止性行为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甚至不是来自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成因，像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类行为甚至是在家长强烈要求下发生的。因此，要真正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光向学校提要求是不够的。
炒作“产能过剩”实为焦虑过剩。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抹黑打压中国，实际是担心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反映的是相关国家的焦虑心态。搞贸易保护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只会事与愿违。通过“贴标签”“扣帽子”，对中国产品出口和投资合作设限，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反而会绊倒自己，还会破坏全球新能源产供链稳定，扰乱国际经贸秩序，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搞绿色“双标”做不到两头渔利，只会适得其反。美欧不能一手高举应对气变的大旗，要求中国为应对气变承担更大责任，一手挥舞绿色保护主义的大棒，阻碍中国绿色产品自由贸易。这样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自身问题，反而会破坏全球气变合作，阻碍全球绿色转型。谈气变合作就不能搞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气变合作。
简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杨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农户协商并支付预付款，柑橘苗的购买方名为钟某实为公司，贺某等农户对此是明知和认可的。因此，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杨某与农户协商退还预付款而未果，是属于发生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民事纠纷，农户对此也是明知和认可的；杨某虽然客观上实施了伪造协议履约人等行为，但主观上是为能够有权起诉，并非无中生有捏造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杨某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2021年8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提请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复核。公安机关认为，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朱某多次小额盗窃的行为可以评价为情节轻微，但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将“多次盗窃”的犯罪行为降格为行政违法行为，突破了刑法和行政法的边界，会导致公安机关办理多次盗窃案件时难以准确界定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