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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

农村高价彩礼为婚姻悲剧酿下祸根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杨岚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05月20日 第 10 版）

● 近年来，农村高价彩礼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各级各界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高价彩礼不仅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婚姻的本质，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期民意聚焦特别关注。——编者

人民政协报：马委员好，去年您提交了《关于推进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相关法律法规的提案》，这件提案的背后有您的哪些思考和观察？

马东平：2019年12月—2021年12月，我挂职担任甘肃省妇联副主席一职，分管权益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我们在调研推动地方反家暴条例的过程中，发现有大量重大命案与婚姻家庭有关，而其中又有大部分由高价彩礼引起。有些农村家庭花了很多钱娶媳妇，但是没过多久女方就跑了或者要求离婚，男方难以接受，导致悲剧产生。于是2021年，我们创新性地推动了《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地方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2018年，《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发布。2021年《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地方条例》进入了省人大的立法调研项目，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呼之欲出。

随后通过调研、座谈，我了解到高价彩礼在甘肃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彩礼越低，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彩礼反而越高。比如兰州市彩礼一般是3万-5万元。而庆阳市彩礼较高，十五六万比较常见，少数在20万以上。在彩礼名目上，除礼金外，还包括房子、车子、见面礼、改口费、金首饰、婚纱礼服、酒席费用、香烟费用、婚礼费用等各种费用。

人民政协报：农村高价彩礼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心理？

马东平：在经济发达地区，彩礼已成为双方家庭对年轻小家庭的支持。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的背后是老百姓算的一笔“经济账”，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抚养成本以及嫁女儿后缺少一个劳动力的经济补偿。

农村高价彩礼愈演愈烈，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农村宜婚男女比例失调；二是“外出打工”造成女性外流，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三是攀比之风助长；四是地方不良习俗影响；五是自然经济条件及社会保障等长效机制匮乏。

人民政协报：今年2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您怎么看待《规定》的出台？

马东平：《规定》的出台是治理高价彩礼在法律层面的一大进步，但从现有治理手段来看，治理措施刚性不足，对索取高价彩礼的当事人缺乏有效的约束，高价彩礼认定难、取证难，民法典对于高价彩礼的约束还局限于理论。

对此，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需要地方法治先试先行，不仅要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认同上入手，培育群众健康婚俗观念，更要从制度层面推进，强化硬约束，以法治的刚性提高治理效果。要通过法律规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和文明婚嫁，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婚姻敛财和职业媒人哄抬彩礼价钱等行为，将强制性规定和引导性宣传结合起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提高治理高价彩礼的实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政协报：您对于治理高价彩礼有哪些具体建议？

马东平：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政策法规，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规范性文件，小切口立法，探索推出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二是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不同平台，依托“党群活动日”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载体，持续深入开展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活动；三是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在抵制高价彩礼中的带头作用等；四是完善婚俗改革工作机制，各地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借助“农村红白理事会”等村（居)民自治组织形式载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等自治制度或公约，运用积分制推进移风易俗，制定彩礼限高标准，加强对婚介机构的管理，注重柔性管理和刚性约束相统一；五是以文明建设抵制高价彩礼，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深化文明活动创建，组织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六是注重社会组织参与，积极引导辖区内婚庆行业推出文明、简约式婚礼服务项目，规范“媒人”行为，加强职业婚姻介绍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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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

农村高价彩礼为婚姻悲剧酿下祸根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杨岚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05月20日 第 10 版）

● 近年来，农村高价彩礼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各级各界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高价彩礼不仅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婚姻的本质，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期民意聚焦特别关注。——编者

人民政协报：马委员好，去年您提交了《关于推进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相关法律法规的提案》，这件提案的背后有您的哪些思考和观察？

马东平：2019年12月—2021年12月，我挂职担任甘肃省妇联副主席一职，分管权益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我们在调研推动地方反家暴条例的过程中，发现有大量重大命案与婚姻家庭有关，而其中又有大部分由高价彩礼引起。有些农村家庭花了很多钱娶媳妇，但是没过多久女方就跑了或者要求离婚，男方难以接受，导致悲剧产生。于是2021年，我们创新性地推动了《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地方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2018年，《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发布。2021年《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地方条例》进入了省人大的立法调研项目，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呼之欲出。

随后通过调研、座谈，我了解到高价彩礼在甘肃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彩礼越低，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彩礼反而越高。比如兰州市彩礼一般是3万-5万元。而庆阳市彩礼较高，十五六万比较常见，少数在20万以上。在彩礼名目上，除礼金外，还包括房子、车子、见面礼、改口费、金首饰、婚纱礼服、酒席费用、香烟费用、婚礼费用等各种费用。

人民政协报：农村高价彩礼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心理？

马东平：在经济发达地区，彩礼已成为双方家庭对年轻小家庭的支持。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彩礼的背后是老百姓算的一笔“经济账”，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抚养成本以及嫁女儿后缺少一个劳动力的经济补偿。

农村高价彩礼愈演愈烈，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农村宜婚男女比例失调；二是“外出打工”造成女性外流，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三是攀比之风助长；四是地方不良习俗影响；五是自然经济条件及社会保障等长效机制匮乏。

人民政协报：今年2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您怎么看待《规定》的出台？

马东平：《规定》的出台是治理高价彩礼在法律层面的一大进步，但从现有治理手段来看，治理措施刚性不足，对索取高价彩礼的当事人缺乏有效的约束，高价彩礼认定难、取证难，民法典对于高价彩礼的约束还局限于理论。

对此，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需要地方法治先试先行，不仅要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认同上入手，培育群众健康婚俗观念，更要从制度层面推进，强化硬约束，以法治的刚性提高治理效果。要通过法律规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和文明婚嫁，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婚姻敛财和职业媒人哄抬彩礼价钱等行为，将强制性规定和引导性宣传结合起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提高治理高价彩礼的实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政协报：您对于治理高价彩礼有哪些具体建议？

马东平：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政策法规，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规范性文件，小切口立法，探索推出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二是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不同平台，依托“党群活动日”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载体，持续深入开展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活动；三是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在抵制高价彩礼中的带头作用等；四是完善婚俗改革工作机制，各地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借助“农村红白理事会”等村（居)民自治组织形式载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等自治制度或公约，运用积分制推进移风易俗，制定彩礼限高标准，加强对婚介机构的管理，注重柔性管理和刚性约束相统一；五是以文明建设抵制高价彩礼，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深化文明活动创建，组织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六是注重社会组织参与，积极引导辖区内婚庆行业推出文明、简约式婚礼服务项目，规范“媒人”行为，加强职业婚姻介绍人员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