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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也向澎湃新闻表示，“在西方国家，你可以随便注册一个组织，原则上叫什么都可以，比如还有叫联合国科学院的，但和联合国没关系。更不要说全球、欧洲、亚太等等名义的组织机构，尤其是非营利性机构，分分秒秒就注册下来，没有批准之说。严格讲，包括美国科学院、图灵奖、诺贝尔奖等，其设置机构也是民间的，不是官方主办或审定的。这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治理逻辑是直接相关的。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信用的基础是个人，不是政府部门。”
《指南》要求动态监测常见病多病。落实学生视力筛查和常见病监测工作，早期筛查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疾病，同时可以关注传染病和心理健康问题，评估多病共患情况，动态观察多病发展变化，早期发现多病倾向或趋势，建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机制。
“办案效率大大提高。”提及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为检察办案带来的改变，马睿晗脱口而出，“二审上诉案件中，法院移交给我们的通常是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和法院一审审判卷。如果我们想了解一审期间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比如是否补充侦查取证、是否纠正漏捕漏诉、被告人在审查起诉环节的供述和辩解等，以往只能出手续向基层检察院调取。如今，检察官都在一个系统内办案，案件从进入检察机关开始，相关信息就录入了系统。当二审案件分配给检察官时，便能通过系统查看一审公诉案件，了解一审检察履职的全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