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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指出，编制配置涉及教育、编办、财政、人社等多部门，各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逻辑难以统一，易引发控编与用编的冲突。编制管理更多遵循行政管理逻辑而非教育发展逻辑。自中央编办会同教育部、财政部制定教师编制标准，到省级编制部门会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再到县编办、财政局、教育局核定与分配教师编制，编制管理整个过程涉及十余个部门管理机构。在多部门博弈过程中，每个利益主体的应对行为，是其职责立场与自我利益在博弈与妥协中综合权衡的产物。多重制度逻辑下的编制配置难以形成以教育发展为目标的运行机制。
第一，属地化管理制约着编制跨级跨区调配。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师编制归属于县级编制部门管理，而区域间的编制调配尚缺乏高位统筹机制。例如，在学龄人口的流入端，学龄人口高度集中并未带来编制总量增加，编制供给无法匹配新增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在学龄人口的流出端，学校生源持续减少造成“超编”严重，许多地区出现教师富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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