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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在北京，成果转化来滨海新区，协同发展有了新样板。”科芯（天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东介绍，借助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平台，科芯公司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紧密结合，在全国投产了50余个智慧化农业种植生产基地。
第一，属地化管理制约着编制跨级跨区调配。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师编制归属于县级编制部门管理，而区域间的编制调配尚缺乏高位统筹机制。例如，在学龄人口的流入端，学龄人口高度集中并未带来编制总量增加，编制供给无法匹配新增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在学龄人口的流出端，学校生源持续减少造成“超编”严重，许多地区出现教师富余的现象。
2021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市顺义区设立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成为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对德合作园区，并在机制模式、产业政策、配套环境、合作路径等方面形成创新引领，已集聚奔驰、宝马、博世、安联、威乐水泵等100余家德资及关联企业，投资总额达50亿欧元，产业规模达400亿元人民币。(完)
第三，“人”“编”捆绑难以实现跨校调配。按照“自上而下”的编制配置方式，县级教育部门对核定编制总量进行分配，而核定到校的编制往往被学校视为其独有的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编制用于补充人员，这一编制即被视为该学校人员所占用。教师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捆绑，导致教育部门难以对编制资源进行跨校调配。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其编制隶属于学校使其将自身定位为“学校人”，许多教师也因而“一辈子只在一所学校工作”。有的教师即使出于工作原因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其编制也仍然保留在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