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三）依法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是否将全部参与人员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检察机关首先厘清各个涉案人员参与犯罪集团的时间、参与原因、参与程度、具体行为、有无拉人入伙、个人获利情况等，划分不同层级，避免因“一刀切”认定不当扩大惩治范围。经审查，确定李某梅组织、领导多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确定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组织、指挥其他人员实施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寻衅滋事等犯罪的，如李某鹏、刘某俊、孙某、胡某佳等人为第二层级人员，为该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明知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而参加，多次参与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等暴力拆迁活动的张某辉、边某鹏、王某龙、耿某等人为第三层级人员。对于被临时纠集参加犯罪活动的第四层级人员，重点审查主观上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并自愿接受其管理。根据以上原则判断，冷某昌、路某明、路某文等人，因系临时被纠集，只参与一两次在外围“站场子”活动，平时跟李某梅没有从属关系，年龄较小、社会阅历浅、参与时间短，系为谋生而误入该犯罪组织，主观上不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lpl押注平台

      （二）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做到不枉不纵。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李某梅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的所有与工程有关的行为是否均应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案公安机关移送起诉该犯罪集团实施的37笔涉拆迁犯罪事实中，有14笔挖沟、挖地槽的事实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该犯罪集团参与的部分土方、垃圾清运、拆迁工程，系其与政府签订工程承接协议、被拆迁人员与政府签订赔偿协议后实施的，对于上述拆除、施工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考虑：该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被害人出行不便，逼迫其同意拆迁，但相关工程的负责人和经办人证言，以及李某梅等人供述，均证实该集团成员挖地槽系正常施工行为，其中并无强制拆除、强制搬离、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且都已经重新接好。以上行为虽客观上确实给被害人造成交通不便，但无法证实犯罪集团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外，有12起事实的被害人称，其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李某梅犯罪集团打砸其他拆迁户玻璃后造成了心理恐惧被迫签订协议，但在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相关事实被告人均未供述，证据不足，无法将该类事实认定为犯罪。对于该犯罪集团在桑家坡、胜辛生活区、临园生活区等拆迁工地实施的11笔犯罪事实，包括2起使用消防斧暴力破门或利用铲车破窗进入被害人家中控制被害人后，强制拆除房屋；1起强行控制被害人不能接近拆迁现场，对被害人房屋强行拆除；4起通过殴打、拖出被害人后利用拆车、挖掘机强行拆除房屋以及4起因被害人阻止强拆，而采取扔蛇恐吓、开车尾随拦停殴打被害人、言语恐吓、开车尾随上访人员制造交通事故滋事等，已造成十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拆迁户的正常生活，对多数未搬迁的住户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迫签订拆迁协议，社会危害性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lpl押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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