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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人民检察院另行指派检察官办理。检察官调阅原案卷宗、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关键证人，对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核实。经审查认为，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表现为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根据查明的有关权利义务归属、资金支付主体等事实，可以认定原始协议中的甲方（即钟某）实际上并非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杨某篡改履约人，只是使原始协议形式上发生变化，并没有导致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发生变化。协议双方未实际履约、期满近两年后协商退还预付款但未果等事实，可以认定民事纠纷真实发生，并非虚构。杨某篡改协议，目的是能够通过提起诉讼解决纠纷，其“返还购苗款6.3万元”的主张，实为争议内容。因此，杨某的行为不符合虚假诉讼罪的规定。
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职业性质、认知能力、赃物形态、收购价格、所获收益等综合判断。人民检察院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结合上游犯罪的性质、上下游犯罪量刑均衡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追诉、是否认定为“情节严重”。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批捕复核案件，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此外，石中英进一步指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禁止性行为，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也都对这些禁止性行为说“不”，但是显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禁止性行为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甚至不是来自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成因，像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类行为甚至是在家长强烈要求下发生的。因此，要真正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光向学校提要求是不够的。
最高检阐述本案指导意义，审查认定犯罪应当依法准确把握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理解把握“多次盗窃”的规定，应坚持实质解释，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多次盗窃”就一律作为犯罪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