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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9日，昌都市丁青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辖区某卫生院仓库存储过期药品康复新液3瓶、氯化钠注射液28瓶及过期医疗器械20ml一次性注射器89个、5ml一次性注射器266个，并把过期药品和未过期药品堆放至同一仓库，对上述过期药品既未登记造册，也未采取任何冷藏、防冻、防潮、防虫、防鼠、防渗漏等无害化处理措施。
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民事纠纷案。该案中房屋出资人吕某声称“借名买房”，房屋登记在儿子朱某名下，婚后同意儿媳加名，儿子离婚后起诉对方要求变更涉案房屋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实际出资人吕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儿子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吕某相应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新京报记者获悉，该案中，吕某与朱某系母子关系，2012年8月，朱某跟开发商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吕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7年4月，涉案房屋登记在朱某一人名下。2014年2月，朱某与计某结婚，2018年4月，朱某与计某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并在2018年5月将涉案房屋由朱某单独所有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2022年10月，朱某与计某离婚。吕某持其与朱某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的《产权代持协议书》诉至法院，主张自己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儿子朱某只是代自己持有房屋所有权，要求朱某配合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将房屋产权变更至吕某名下，同时要求朱某承担因此需支出的税费和律师费。法院认为，本案中，基于父母子女关系，吕某在购买涉案房屋中出资以及前往售楼地址办理购买房屋手续，不能天然足以证明吕某系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在出资目的上，吕某与朱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仍不能排除赠与、借贷、投资等可能性。现吕某提出涉案房屋系由朱某代为持有，实质系主张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吕某欲否定不动产现有登记的推定效力，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法院亦应结合房屋出资、占有使用、证件持有等方面对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综合进行判断。法院表示，具体而言，首先，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于2012年8月即已认购，吕某与朱某签订的《产权代持协议书》落款日期亦显示为2012年8月，但自2014年2月朱某与计某结婚，直至2018年5月朱某与计某基于双方达成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将涉案房屋由朱某单独所有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吕某或朱某从未向计某披露过代持事宜，吕某在知晓房屋变更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后亦未提出异议或依法主张权利，反而作出“你们家那么看重房产证加名，你的名字已经加了，你们应该会好好过日子”的相应表述。其次，2014年5月，朱某与计某登记结婚后三个月，朱某与计某即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直至双方分居，吕某始终未对房屋进行实际控制，且房屋产权证在朱某手中持有。再次，涉案《产权代持协议书》载明涉案房屋地址与在先形成的《商品房认购书》不一致，反而与在后形成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相一致，吕某虽对此作出了解释，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此外，虽然《产权代持协议书》落款日期显示为2012年8月，但日常生活中亦存在落款日期倒签的情形，吕某未就其与朱某2012年就借名买房进行磋商以及达成协议的时间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根据在案证据，计某提供的反证及反驳意见实质上削弱了吕某提供本证的证明力，吕某就其主张的涉案房屋产权系由朱某代持的主张未被法院采信。在吕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朱某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涉案房屋已于2018年5月登记为朱某、计某共同共有，计某取得部分房屋产权系基于朱某赠与的法律行为，现赠与行为已完成，吕某知情且在过户后作出认可现状的意思表示，故无论吕某是否与朱某存在产权代持、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均无权再要求计某将基于共同共有涉案房屋享有的利益予以返还，吕某相应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法官提示，在结两家之好时，如涉及父母为子女买房的情况，建议双方真诚对待彼此，将房产出资、产权登记事宜事先协商，明确父母出资的性质及房屋的产权归属，避免后续引发争执、产生诉端。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接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谢正豪详细介绍了市场监管部门受理的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数据显示，举报中排名前两位的问题分别是广告违法行为（占34.79%）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占31.11%）。其中，广告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虚假广告方面，而不正当竞争行为则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上，尤其是使用绝对化用语的情况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两个问题都主要出现在产品的介绍说明、产品的标识标签以及产品的包装文字上。此外，他还透露了一些典型的职业索赔案例，例如刘某在一年内以“无证拍黄瓜”为由向1372家餐饮店提出高额索赔等。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王一博 李红梅）4月28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召开“近三年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该院自2021年至2024年第一季度期间劳动争议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并发布了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劳动者因违反单位管理制度被解雇，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延庆仲裁委驳回。劳动者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但诉求依旧被驳回。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7月16日，郭某入职林场，担任林业管护。同日，郭某手抄两遍单位规章制度，并签字确认。其中，林场管理制度第十三条为“受到第三方处罚，行政拘留，酒后判刑，视情节严重，予以处分直到解除劳动合同”。 2020年6月10日，因民警在处理郭某酒后打架纠纷时，郭某辱骂、推搡民警，阻碍执行职务，由派出所给予郭某行政拘留处理。在起诉期限内，郭某未就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 6月11日，公安机关书面告知郭某所在单位林场。6月12日，林场以郭某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受到第三方处罚，行政拘留，酒后判刑，视情节严重，予以处分直到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郭某于6月26日前办理离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关系。郭某于7月2日到单位办理了截止到2020年6月9日的工资及相关欠休的结算手续。 2020年7月10日，郭某向延庆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撤销用人单位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继续履行郭某的劳动合同。2020年8月12日，延庆仲裁委作出裁决书，以林场解除劳动关系行为无不当为由裁决驳回郭某的仲裁请求。 郭某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延庆法院。法院判决，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郭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