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自2001年以来，被告人吴某龙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来某东、汤某云等人，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2009年12月，吴某龙组织的来某东加入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2014年7月以来，为取得工程土方项目，吴某龙与虞某荣、戴某松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吴某龙手下汤某云亦受虞某荣、戴某松指使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行为，两股势力相互勾结、融合，以经济利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发展扩大成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吴某龙为组织者、领导者，下有骨干成员10人、积极参加者17人、一般参加者35人的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依法准确区分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一为组织成员来某维、童某才、徐某等人2012年在被虞某荣安排到老挝波乔省金三角经济特区金木棉赌场帮忙期间，购买手枪携带回国并持有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行为。经审查认为，骨干成员来某维走私、购买枪支，骨干成员华某平非法持有枪支，组织成员童某才走私枪支均应认定系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上述成员持枪行为均系在从事组织安排的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虽然组织者、领导者虞某荣等人供述对上述行为事先不知情，但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一贯以来对于成员买卖、持有枪支持默许态度。虞某荣自己在老挝金三角地区私藏大量枪支，并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过程中使用过枪支，而虞某荣亦知道骨干成员来某维等人收集、把玩枪支，并将来某维走私入境的枪支要来自己把玩，因此其对来某维走私、持有枪支并用于该组织实施的其他犯罪持默许态度。二是涉案枪支被用于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对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确立强势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虞某荣等人默许来某维等组织成员持枪的心态，贯穿于整个组织发展过程中，助长了组织成员好勇斗狠的心理；华某平作为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实施暴力性犯罪的关键成员，其持有枪支并由手下对外宣扬，对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致使他人不敢在土方、市政、土建等工程领域对抗虞某荣，客观上提高了组织的威慑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如2014年童某才、徐某等人在虞某荣的帮助下为争夺土方工程项目，与他人发生聚众斗殴，使用从境外走私的枪支造成他人受伤。因此，组织成员实施的走私、持有枪支行为应当认定为该组织实施的犯罪。十博体育中文版官方网站

      记者注意到，上述典型案例均强调罪责刑相适应，依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集团的犯罪事实和成员，做到不枉不纵。案例一明确，对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垄断地位、重大影响，被裹挟参与围标的涉案企业，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的其他企业人员，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案例二明确，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案例三明确，要坚持“不漏不凑”，严格区分涉案人员是商业合作伙伴还是涉黑犯罪组织成员，区别处理与黑恶势力有合作关系的单位或人员。案例四明确，要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和犯罪事实，准确区分没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业务行为和犯罪行为，以及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犯罪和为集团利益实施的犯罪，做到不枉不纵。十博体育中文版官方网站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十博体育中文版官方网站（撰稿：禄亮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