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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目标，全力守护和积极营造。一是切实践行依法平等保护理念；二是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三是创新工作机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质效。在今年工作中，检察机关将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对内完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机制，对外深化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最高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原原本本学习《条例》，就是要以上率下带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把《条例》学深悟透做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宣读、学习《条例》。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真正掌握党员干部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准确把握《条例》的精神要义和规定要求，自觉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推动《条例》入脑入心，推动检察机关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党纪要求在检察工作中落实落细。
双方当初签订了5600亩荒沼草甸子土地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该地块用于兴建奶牛养殖场和用于饲草料种植。通报称，租赁户“多年私自开垦耕种”。对这种行为，当地相关部门有无及时制止？县镇村三级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如果该制止而不制止，等到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才想起来制止，无疑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