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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认为，海西州中院“通报”称相关案件属于“四类案件”，上级法院可以进行“指导”。然而，对于公众关心的“指导内容”和如何指导，则只字未提。如果像律师拍照所显示的海西州中院刑庭庭长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打断”、“硬气点”，则属于“手把手”“指示”而非“指导”。这让“审级监督”关系，异化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领导”关系。
在村子主要入口处，一面电子大屏正滚动播放着消防安全教育片。道路两旁陈列着一排展板，上面印刷着发生在闵行区的火灾警示案例，不时有村民停留阅览。许多村民自建房还配有水基型灭火器、单点式烟感报警器和安全逃生工具。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新建的集中充电区，和分布在村落各处的充电车棚。村民赵阿姨告诉记者：“村里起过火，大家都很谨慎的。现在村子里到处都有地方充电，许多就在家门口两三步，我们也不会把车推进院子里了。”她还告诉记者，不少充电桩可以投掷硬币支付，使用起来比较便利。消防支队和村镇还组织村民到火灾现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司法规律，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落实审判组织办案主体地位基础上，细化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推动实现全过程监督、组织化行权，有效防控各类风险，不断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记者注意到，案例一明确，对“多次盗窃”的案件，要结合行为人实施盗窃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对象、数额等情节综合判断是否认定为盗窃罪。案例二明确，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应当审查行为人是否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实际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且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原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的，不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案例三明确，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游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等全面审查，决定是否追诉。案例四明确，办理涉卖淫刑事案件时，对场所经营者辩解不知场所内有卖淫活动的，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判断。对于场所经营者为卖淫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还对卖淫活动有管理、控制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