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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准确把握涉黑恶组织的证据要求。本案因涉及“拆迁”领域，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且有涉黑嫌疑，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派办案组提前介入，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标准，提出针对性引导取证意见，侦诉合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重点审查：一是组织稳定性和严密性是否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性特征的认定标准。经审查，李某梅犯罪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外，组织成员多为社会混混、痞子，实施违法犯罪时一般都是李某梅临时开会分配任务，召集骨干人员临时纠集人员参与，部分参与人员系被临时雇佣，并未与李某梅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该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无约定俗成的规约、帮规。如在集团实施犯罪过程中，允许骨干成员根据个人时间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有的骨干成员（如常某仲）经常单独自行或纠集其他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李某梅等人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是否用于豢养组织成员。证据显示，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采取“坐地分赃”方式进行分配，且主要用于个人生活支出，较少用于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三是暴力性是否达到控制威慑一方的程度。李某梅等人主要实施的是停水停电、砸楼道玻璃、制造噪音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仅有两起体现出了暴力性，并造成两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同时，本案被侵犯的对象多为拆迁范围内的少数拆迁户，相对特定，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3项罪名，系根据强拆对象身份等不同情况而采用的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四是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李某梅犯罪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集中在少数政府工程且为特定的拆迁辖区，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牵涉承揽工程之外的其他领域，侵犯的主要是在政府拆迁工程中对于政府的拆迁政策不认可、拒绝搬迁的拆迁户，并未影响除拆迁户之外的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但未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综上，检察机关认为，该组织成员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达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且具有犯罪集团特征，但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成员分工明确，李某梅系总指挥，孙某和李某鹏直接听命于李某梅，另外，还有具体实施破门强拆的“内围人员”以及站场壮势的“外围人员”。被告人李某梅在接到崔某勇的通知后，会召集集团的骨干成员“开会”商量拆迁方案，通过多次上门滋扰、着黑衣“文身”谈判、电话骚扰、威胁等手段迫使拆迁户屈服。对于未达成协议的拆迁户，纠集多人将其控制后，采用破门侵入、强行搬离、强制架离、殴打等手段达到拆迁目的。如为迫使被害人秦某国同意拆迁，李某梅安排他人将十几条蛇扔到被害人家中，开车跟踪、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拦停被害人，被害人阻拦强拆时，被强行拖出房屋并被殴打致轻微伤。为了笼络骨干成员，李某梅还实施了容留他人吸毒、妨害作证等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依法区别处理涉黑组织开办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在组织开办的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组织的恶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规约有一定认知，多次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主要通过提供正常的劳务、投资等方式获取报酬，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或者情节轻微的人员，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5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