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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在使用某词典APP时注意到，登录界面下的《隐私政策》处为默认勾选为“同意”，若取消勾选、拒绝APP处理其个人信息则APP会自动退出。当网友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想停用该APP时，发现其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因此将APP运营者诉至法院。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该案，认定涉案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词典APP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某科技公司是一款宣称“玩梗达人必备网络流行语”词典APP的开发运营者。张女士为了更贴近年轻人生活，了解更多的网络流行语，下载了该APP。下载完成后，张女士发现注册该APP时无需用户点击同意，系统会自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选项，且《隐私政策》中显示，一旦注册完成，APP将会自动收集用户的设备信息、地理位置、用户行为等信息。若用户取消勾选，就无法完成注册，也无法使用该词典APP。张女士只能按照要求，填写手机号并同意了《隐私政策》完成了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张女士想停用涉案APP，但因APP一直收集自己的个人信息，张女士便想撤回允许该APP处理其信息的同意，但是却发现APP并未提供撤回同意的途径。气愤之下，张女士将科技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科技公司停止收集并删除已经收集的她的个人信息，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公证费、律师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涉案APP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APP的名称、官方描述、应用市场的描述等均指向流行语词典功能，因此涉案APP的属性应为实用工具类APP，基本业务是词汇查询。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的规定，“实用工具”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为“日历、天气、词典翻译、计算器、遥控器、手电筒、指南针、时钟闹钟、文件传输、文件管理、壁纸铃声、截图录屏、录音、文档处理、智能家居助手、星座性格测试等”，无须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因此该词典APP要求先收集个人信息才提供服务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涉案APP的《隐私政策》被默认勾选“同意”，并未让张女士主动自愿作出同意的选择，不符合“自愿”“明确”的要求，已经违法。对于张女士关于涉案APP未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的主张，法院认为，因《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而该APP并未提供，因此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最终，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涉案词典APP的运营公司被判删除收集的张女士个人信息，并向张女士赔礼道歉、赔偿其合理开支3080元。法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当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时，被侵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有关人格权的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官提示，对于用户而言，在注册APP时，应当养成浏览用户协议、隐私保护协议的习惯，重点关注协议中加粗加黑的内容，了解APP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当发现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的情形时，可以通过投诉、举报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集处理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应强迫用户授权，或者以默认授权、捆绑服务、强制停止使用等不正当手段变相诱导、强迫用户提供个人信息，且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型应与现实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有直接关联，实现功能的目的与信息收集的范围成合理比例。同时，信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活动中，应依法获取用户授权，并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用户权益，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展望2024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会越来越大，中国开放的开放范围将会越来越宽，中国开放的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金瑞庭表示，新的市场需求、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项目将会持续、大量涌现，中国不仅将为包括外贸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且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强大动力。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