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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收集，他们联动出“组合拳”。主动联动社区民警和有关警种，形成双联动机制，排查易受经济犯罪侵害、易发生内部经济犯罪的企业，多维度感知辖区各类涉企经济违法犯罪线索，分类研判，发挥《公安提示函》作用，向企业发送公安预警提示建议。2024年以来，盘州经侦大队共向行政部门和企业发送预警提示函10余份，建立风险隐患台账10条，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8起，有效将经济金融风险隐患处置在萌芽状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检察机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上。各级检察机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之以恒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三个善于”要求，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四是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的关系。司法政策是法治精神在司法实践中的延伸，具有指导法律适用的重要作用。实践中，有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但检察履职办案又相对具体、精细，办案人员缺乏明确而有针对性的指引。这就需要统筹落实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刑法第3条、第5条分别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检察官法第5条进一步规定“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就需要通过司法政策的引导、规范。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要求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对于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等犯罪，要始终保持“严”的震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同时，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主观恶性不深、认罪认罚的，要依法从宽，积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总量增长，但增长的主要是轻刑案件。2003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7.4万人降至6.1万人；“醉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比从59.9%升至82.3%。2023年，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统一了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梯次衔接的醉驾治理体系。下一步，将借鉴“醉驾”治理经验，加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以及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犯罪的治理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国家赔偿决定中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向吴春红赔礼道歉予以维持，并决定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以及2021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68万元提高至1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