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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门本位意识阻碍着编制跨部门流转。部分地区通过精简事业编制、建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统筹事业单位编制优先保障教育供给。但是，编制能够调配的前提是系统内编制结构“有余有缺”，在事业单位编制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想要通过余缺互补的方式调配教师难度较大。一些事业单位长期持有“编制为我所用，即为我所有”的态度，即使存有富余编制，许多部门也不愿意将这一部分编制用于统筹或借转至教育部门。
另外，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院师资博士后王爽、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也在去年发布了《人口变动新形势下义务教育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下简称《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的论文。其中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决定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时空结构。一方面，新生人口数量下滑直接导致各级各类学龄人口规模减少，其对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促使劳动力向经济发达、行政层级高的地区迁移，学龄人口空间聚集凸显师资配置不均衡。
该论文指出，成都市武侯区自2014年进行以“赋权学校”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赋予学校“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等自主管理权即“两自一包”改革，由学校在规模控制数内面向社会自主招聘教师，所聘教师不占用事业编制，实行岗位聘任、合同管理和退出制度，校聘教师与在编教师同工同酬。双流区借鉴“两自一包”改革经验，在新建公办学校推行的“政府主导、国企参管、学校自主”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也全面取消编制管理。这些改革均以政府充足财政投入为支撑，以岗位聘任、合同管理、薪酬激励、同工同酬作为替代解决措施。当然，考虑到现实中教师编制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符号资本、公共资源等多种属性，取消公办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地方改革经验能否在其他地区或全国推广，还需扩大试点范围和多方论证。
“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前期出台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不断巩固，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底气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