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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游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等全面审查，决定是否追诉。认定“明知”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职业性质、认知能力、赃物形态、收购价格、所获收益等综合判断。认定“情节严重”时，不能简单地以收赃次数作为判断标准，应当结合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收赃次数、赃物价值、持续时间、犯罪对象、危害后果，以及上下游犯罪的量刑均衡等综合判断。
贵州举办省委常委会暨省级领导班子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示范带动9个市（州）、88个县（市、区）、148家省直单位聚焦学习《条例》相继举办读书班。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党员、干部深化对《条例》的理解运用。组建8支《条例》专题辅导服务队，深入各级党组织开展专题辅导。
山东省政协智库专家、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孔庆峰从优化山东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他认为，国际高标准的营商环境通常具有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并且透明度高、执行力强。针对营商环境政策碎片化、临时化和“难知晓”“难理解”“难享受”的问题，山东可先在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高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外商投资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他们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标准制定。
明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王某基于掩饰、隐瞒的概括故意，在较短时间内对同一被害单位的同一类被盗物品多次收购，不宜机械地认定为“情节严重”。7月23日，明光市人民检察院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