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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韩外长5月初访华的时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赵兑烈选择该时间点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韩国当前的政治格局要求，需与中国进行对话。“特别是韩国企业界认为，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经贸面临诸多问题，韩政府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其二，韩国作为今年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想尽快推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此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来访可就此进行沟通。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金志峰指出，实施清单管理，可为学校办学治校立标尺、明规矩，拉直规范红线，筑牢制度堤坝，有效推动办学治校循规律、明底线、守规则。《通知》秉持法治原则，坚持依法治教，将各类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中以学校为行为主体的禁止性规定列入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提出十二项“严禁”，范围覆盖学校办学治校各个方面，这些“严禁”并不是新政策、新要求，而是以底线标尺的形式重申，提醒地方、学校、教师进一步重视，并抓落实、见成效。
最高法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临萍，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武增，国家安全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唐朝，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出席座谈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中央有关单位以及最高法、最高检部门负责同志，北京法院有关负责同志以及部分新闻媒体记者参加座谈会。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予以充分保障。”在金志峰看来，“规范管理年”是全国范围的年度性重要行动，但并非单纯的年度性工作，而是以阶段性的系列行动为契机，推进规范办学的持续开展和长效机制的构建完善。因为，《通知》从评价激励、能力提升和政策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系列要求，推动构建规范办学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