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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化也会影响到出生人口数量。作为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与出生人口的稳定性存在一定关联。近年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外省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现有的流动人口在广东就业生活的时间在拉长，且年龄逐渐增大。比如广州市，2023年自然增长人口3.89万人，机械增长人口17.77万人，但常住总人口只增加了约9.30万人 ，意味着流动人口减少了10多万人。这些现实因素也会影响常住人口的生育水平。
上述研究者认为，基于人口基数与流动程度两个维度，可将义务教育教师编制配置主要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类是人口基数大且流动性高的地区，这类地区学龄人口高度集聚，“无编可用”的情况较为普遍；二类是人口基数小但流动性高的地区，这类地区学龄人口呈现明显的外流趋势，“超编超员”的问题凸显；三类是人口基数小且流动性低的地区，这类地区学龄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分布较为稀疏，其普遍面临着“超编缺人”的难题；四类是人口基数大但流动性低的地区，这类地区学龄人口分布密度较高，整体规模相对稳定，易出现“空编不补”的现象。
广东妇女总和生育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的趋势也是逐年下降。同时应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生育水平差距较大，粤东粤西地区会明显高于珠三角地区。2020年，广东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3人,比2010年的3.20人明显减少。据《2023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2022年，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76人，广东为2.83人。
该论文指出，编制配置涉及教育、编办、财政、人社等多部门，各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逻辑难以统一，易引发控编与用编的冲突。编制管理更多遵循行政管理逻辑而非教育发展逻辑。自中央编办会同教育部、财政部制定教师编制标准，到省级编制部门会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再到县编办、财政局、教育局核定与分配教师编制，编制管理整个过程涉及十余个部门管理机构。在多部门博弈过程中，每个利益主体的应对行为，是其职责立场与自我利益在博弈与妥协中综合权衡的产物。多重制度逻辑下的编制配置难以形成以教育发展为目标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