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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体系角度看，一些案件往往呈现出刑事犯罪、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交叉的特点，必须统筹运用各类部门法。民法典被喻为“万法之基”“万法之母”，不仅是民事检察的依据，也与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履职紧密相连。特别是综合履职的未成年人检察、知识产权检察部门，更要吃透各类部门法的精髓要义。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164号“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A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办理此案时正处于民法典施行初期，关于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仅限于私益诉讼，不宜适用于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民法典第1232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专章的一般规定，既适用于生态环境私益诉讼，又适用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能体现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共利益的宗旨，符合民法典保护生态环境的本意。
在广东深圳，一架小型无人机自动飞出屋顶“机巢”，对输电线路进行自主巡检。29公里外，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的监控大屏上，工作人员舒铭杰轻点鼠标，从塔材到插销，电力设施的细节清晰可见，“以前班组1天才能巡查完的线路，机巢1小时就能完成，且角度更全、精细度更高，还能自动分析缺陷。”
一是加强证据审查。这是认定法律事实、把握实质法律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法律事实，是指根据收集的证据，按照法律程序推断确认，对于解决案件争议、实现法律诉求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事实。加强证据审查、分析、论证，根本是要以法律事实重现或最大限度接近客观事实，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事实、案件事实、客观事实以及融于其中的实质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将这些方面联系起来的就是证据。只有证据确实、充分，才能案件事实清楚；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只有案件事实清楚，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反过来说，案件事实不清楚，必然把握不到实质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就一定错误。这就是三者的逻辑关系。证据审查既贯穿诉讼全过程，也贯穿检察履职办案全过程。在刑事检察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融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着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中，同样要把证据审查摆在突出位置。事实和证据是公正司法的基础。证据审查认定情况直接影响法律事实认定、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都对“证据”作出专章规定，明确查证属实的证据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一方面，如果证据本身相对稳定，关键要审查认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和合理怀疑，进而确定实质法律关系。一些案件的证据在不同办案环节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处理结论却有很大区别，原因在于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存在争点。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的“陈仓抢劫再审抗诉案”就是典型。陈仓伙同他人入室抢劫，被发现后杀人灭口，案发17年后因指纹比对一致被查获。此案先后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审等程序，全案主要证据及其所证明的犯罪事实基本稳定，但是不同阶段审理结果存在重大差异，有以抢劫罪判死刑的，有以故意杀人罪判死缓的，有判无罪的，最终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法院以抢劫罪改判死缓，诉讼时间长达9年。复盘整个诉讼过程，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陈仓翻供对认定犯罪是否有决定性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现有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能排除合理怀疑，该案实质法律关系不因被告人翻供而改变，足以认定陈仓实施了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证据本身存在缺失，要通过补强足以认定法律事实的关键证据，着力探寻实质法律关系。自行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调查核实，都是补强关键证据的重要法定方式。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的“毛某强奸杀人案”，检察机关发现有罪供述与在案客观证据明显不符，要求公安机关将现场提取的生物样本与毛某进行DNA比对，发现真凶另有他人，督促公安机关将其依法释放，14年后真凶落网。这就属于补强关键证据后查明了法律事实，确定了实质法律关系。
中新网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应妮)“柴尔德与中国考古学”主题讲座日前在北京涵芬楼书店举行。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部原副主任安家瑗三位考古学者，从20世纪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的学术与生平出发，畅谈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方法与思想的启发，并分享关于中国考古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