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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分管副检察长办理，审查了原案卷宗和已判决同案犯的卷宗，核实了案件关键证据，听取了天台县公安局和天台县人民检察院意见。经审查认为，茅某是该浴场的实际经营者，包括卖淫在内的浴场各项事务都由茅某管理、控制，结合浴场经营期间因卖淫嫖娼被行政处罚的事实，即使茅某不认罪，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可以认定茅某明知王某等人在浴场内组织卖淫活动而为其提供场所，同时还负责卖淫资金的管理、结算，卖淫场所和卖淫人员的管理等，已涉嫌组织卖淫罪而非容留卖淫罪。
此外，石中英进一步指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禁止性行为，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也都对这些禁止性行为说“不”，但是显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禁止性行为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甚至不是来自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成因，像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类行为甚至是在家长强烈要求下发生的。因此，要真正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光向学校提要求是不够的。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予以充分保障。”在金志峰看来，“规范管理年”是全国范围的年度性重要行动，但并非单纯的年度性工作，而是以阶段性的系列行动为契机，推进规范办学的持续开展和长效机制的构建完善。因为，《通知》从评价激励、能力提升和政策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系列要求，推动构建规范办学的长效机制。
（一）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游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等全面审查，决定是否追诉。认定“明知”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职业性质、认知能力、赃物形态、收购价格、所获收益等综合判断。认定“情节严重”时，不能简单地以收赃次数作为判断标准，应当结合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收赃次数、赃物价值、持续时间、犯罪对象、危害后果，以及上下游犯罪的量刑均衡等综合判断。